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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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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责任
—中美记者北大对话录
时间：1998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楼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主持人：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兼职教授、美国前驻
尼泊尔大使张之香女士（美国首位亚裔驻外大使）
听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
特邀主讲人：吉米（Jaime FlorCruz）:美国《时代》周刊北京首席记者
李希光：新华社高级记者
马棣文（Steven Mufson）: 《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
麦白柯（Rebecca MacKinnon）: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驻北京
首席记者
张之香大使（以下简称“主持人”）: 北京大学在这个季节, 学生都在忙于期中考试, 我很高兴同学们能来参加这个讨论。我非常感激今天能请到这四位强有力的传媒人士来给我们上课。这个季节对记者来说也是非常繁忙的新闻季节。他们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来给我们讲课，是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对中美关系极其重要。今天上午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媒体与中国, 但不是具体讨论美国媒体如何描绘中国的, 我们的真正目的是了解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进一步又是如何影响外国政治家们的。我们希望了解关于媒体是如何影响美中关系的。由于时间有限, 我现在向大家介绍在座的这四位媒体人士。吉米将谈论美国媒体。吉米在中国呆了20年,他是美国《时代》周刊北京首席记者, 他也是北京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 李希光是一位中国记者, 这是我们这个讲座第一次邀请一个中国专家来这里讲课。李希光对媒体的观察非常令人感兴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马棣文是《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 麦白柯是CNN北京首席记者, 你们可能在电视上见过她, 她的中国话讲得比我好得多。 另外，川胜千可子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访问学者、前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也来参加今天的讨论。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讨论。先从吉米开始。
吉米: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讨论, 部分是因为我感觉回到了家。我是1977-8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我很高兴把我在中国作为一个记者的亲身感受和观察讲给你们听。在中国当一名外国记者，不仅仅是当美国记者（注：吉米是菲律宾人）， 在中国当外国记者的一个总的画面是这样的：由于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来到这里面临着一个异国的语言、异国的文化和陌生的传统的挑战。我们作为记者来到中国首先是因为我们热爱记者这个工作, 由于我们喜爱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也就喜欢这种挑战, 这是一种报道这个如此重要国家的挑战, 这个国家目前正在发生不寻常的变化。这种挑战既是知识上的挑战， 也是职业上的挑战。当记者的收入可能不是最高的， 但当记者有令人兴奋的一面, 就像人们常说的，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当然, 在中国当记者,你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有语言和文化上的挑战, 有的外国记者会说中国话, 而有的外国记者不会说中国话, 有的讲得很流畅, 有的讲得不流畅。这些都限制了我们在中国的采访报道。但是, 我们面对的特别的障碍是官僚机构给我们设置的种种限制, 我们要在外交部制定的一套非常严厉的规定下工作, 特别是我们到外地采访, 必须首先要获得当地外办的许可。比如, 在武汉发生空难， 我们首先要打电话给武汉的地方外办， 申请采访。当地外办肯定对这样的采访不会很高兴。
我在中国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新闻观的不同。新闻到底是什么？记者的职责是什么？许多中国人把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看成我们国家的政府、或我们国家或我们的新闻机构的代表或发言人。这是因为很多中国记者被视为政府的发言人，如《人民日报》被描绘成“党的喉舌”。一些中国记者认为他们自己是代表或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写作。而外国记者不为我们的政府工作， 我们相信“正教分开” 、新闻编辑与新闻机构分开的原则。 作为记者， 我们与我们的新闻机构的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驻华外国记者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缺乏信息来源， 特别是很难采访的高级官员。应该承认, 中国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改进, 如各个部委都设立了发言人, 外交部的吹风会增加到了每周两次。这种变化使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很感激。但是, 我们仍然很难获得准确的和及时的信息。而且要想采访政府的高级官员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正在改进，但与其它国家相比，如韩国，还有距离。我去韩国采访了一个星期记了满满两大本采访笔记, 而在中国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也不一定记这么多的笔记。在韩国，我采访了金大中，韩国人非常乐意你去采访他。
我们在中国当记者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后勤问题。例如，如果我们要离开北京去外地采访，我们先跟当地外办联系，他们不再说不，而是要求我们付高额的服务费。如果你要求去新疆或西藏，他们会要求你付很多钱， 这包括电话费和联络费。很多新闻机构都付不起这么高的服务费。这也造成了我们在中国采访的困难。
我们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极端的环境，这包括心理上的和人身上的骚扰，如，我们外国记者相信我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如碰到什么节日或纪念日，我们外国记者就会被跟踪。有的记者还遭到殴打或关在屋里遭到审讯几个小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所有这些亲身经历给我们带来的闷闷不乐。有人会认为外国记者的对华报道的客观性会受到这些闷闷不乐的影响。 但是，我们都尽最大努力， 不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客观报道和报道角度。但是，不幸的是，我们都是人，很难保证报道的客观性不受到心情不愉快的左右。正如我前面说的，同我15年前在中国当记者相比，中国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同其它国家相比，在外国人在中国当记者仍然是闷闷不乐的。
李希光：我非常高兴张大使安排我参加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这个讲座，与我的外国同行交流。今天讲座的话题是美国记者与中国记者之区别，但我认为，吉米不能算美国记者，他是一个国际记者，因为他是菲律宾人。我过去从没有认真思考过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到底有什么不同。昨天晚上，我问我10岁的女儿“宝，你能告诉我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有什么不同吗？”女儿答：“没什么不同，你们都叫记者。”“当然有不同，”妻子反驳说，“你们都有不同的框框”。今天早上在来北大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里，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在报道中国这个问题上，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的确受到他们各自的框框限制， 或用一个不中听的词语来描述“成见”。美国《新闻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说，“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都生活在笼子里，或都是在笼子里写作，美国记者生活在大笼子里，而中国记者生活在小笼子里。”这个美国记者可能是说美国记者眼界比中国记者开阔，中国记者眼界狭窄。如果在报道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社会问题或经济科技发展方面，由于采访经费、语言、信息渠道和在美国的个人生活经历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中国记者的眼界可能不会比美国记者眼界开阔。但是，我认为一个记者在报道一个国家时的深度和开阔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首先是记者的亲眼观察和亲身体验。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吉米的观点，外国记者由于语言、文化、价值观和传统的不一样，再加上采访条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在中国最多的感受很可能就是“闷闷不乐”。而中国记者在这方面却很幸运，由于我们中国记者在采访中几乎很少碰到那种不合作的事情，无论是在北京采访中央部委，或是在地方采访村长，无论是采访大学教授，或是乡村教员，无论是在天山牧场采访哈萨克牧民，还是在那曲草原采访藏族牧民，他们一般都会热情接受采访的，向我们讲真话，更没有人向我们索取采访费。另一方面，除了吉米列举的某些客观条件限制外，驻北京的很多西方记者总是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西方记者在中国报道中眼界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语言。由于西方记者多半不会用中文采访，需要通过翻译，他们更读不懂中国的书和报纸。美国记者可能认为中国人写的书都是垃圾，不值得一看。 但这些书很可能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报道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记者是新闻周刊那位记者所描绘的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而美国记者则是蹲在一口小井里的青蛙。除了不同的价值观限制了两国记者在新闻报道上选择不同的角度，而且，两国记者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读书读报经历也限制着我们的报道角度和选材。大部分中国记者在报道中国问题时， 有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中国人说话， 要让自己的新闻作品有助于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和国家的富强。大家知道，中国人自从乾隆皇帝以后的两百年里，国力一直在衰败，长期过着贫穷和落后的生活，同时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欺侮，中国人希望跟上国际发展的潮流，无论是乡村的或是城市的中国人也想像生活在纽约或是巴黎的西方人一样，过着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况且，如果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了，中国记者的生活水准也会上去，在座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也会过上受人羡慕的生活。中国记者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绝不愿看到中国再回到战乱的年代和军阀混战的岁月。从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直到推翻满清皇帝之后，中国人经历了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事件。中国人和犹太人同是在20世纪遭受巨大苦难的两个民族。跟犹太人一样，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中国记者在内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再也不愿看到灾难再重新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不想讲太多了，我要留一些时间给我的美国同行来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 谢谢。下面请马棣文先生讲。
马棣文：这个话题涉及到好几个不同的问题。中美两国记者在报道中国问题上的不同，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记者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服务。美国记者没有为这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责任感，我们的目的就是揭开事实的真相，让人们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两国记者在新闻观上完全不同。我认为，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在新闻观上越来越认同美国记者的新闻观，即揭露阴暗面。如果我今天在外交学院讲课，有人问我：“你在为增进美中友谊做了些什么？”我回答：“那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外交官，而我是记者。记者的使命是揭露美中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将由你们去解决。”毫无疑问，两个国家确实比过去更加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将会增进两国关系，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下面我要回到吉米前面提到的关于采访渠道和消息来源问题，这是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很大的问题。上个星期我去了一趟巴基斯坦，我是星期四晚上7时到的，夜里11时见了新闻部长，表示希望采访他们的总理，因为人们想听到他就几个问题发表意见。星期六早上，我采访了他。而这种事情在中国100万年后也办不到。我认为，这种采访对巴基斯坦的利益有好处。中国对采访的限制是有损自己的形象的。我再谈一下《华盛顿邮报》是如何从海内外报道中国的。我们的报纸对华报道可以粗分为三个部分：1）广义上的政治报道， 包括很多东西，中国国内政治、国际关系。读这类报道的读者占我们读者总量的很小的一部分，这些读者多半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如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等；2）经济报道，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中国。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不想忽视经济报道，我认为《华盛顿邮报》给予来自中国的经济报道的版面越来越大，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对中国经济报道的重视显然超过了前些年；3）文化和社会报道。这是中国发生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认为我在中国呆的这些年，中国是一个故事情节发展节拍十分缓慢的国家，街上没有防暴警察，没有美国驻军，没有那种可以随便上头版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在并不处在一个重要的时期，我认为中国正在发生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但是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并不是你能轻易可以看到的，很多这种变化多半发生在社会和文化领域， 这个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如中国人看什么电影；博物馆开馆， 中国人怎么看待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等等，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事件最能说明中国发生的变化。
麦白柯：我们电视记者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走到那里都必须扛着我们的摄象机，我们需要影象。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摄象机带进采访的地点，我们就很难报道。有一件事，我的外国同行提到的，人们认为中国在西方媒体上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道，比如在西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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