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丢失在知识里的智慧哪里去了？
人类丢失在信息里的知识哪里去了？“

—— T.S. 埃略特
                                                                    
摘要：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半导体技术、海底电缆、喷气式飞机、卫星通讯、光缆、VCRs、VCD、DVD、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无线上网等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的内容传播出现了多种新形式。这些媒体传播的新形式有：实时报道、有线电视、电台电视台的脱口秀、MTV、卫星电视、互联网（网上民意调查、网络广播、网上论坛、聊天室）等。本文研究的是在这种现代传播环境中，现代媒体的力量与危险。
本文分析了现代媒体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公众与新闻的三角关系，系统讨论了现代媒体的作用与功能：1. 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2. 社会动员；3. 议程设置和决策的加速剂；4.传播分散化与信息透明化；5. 新闻传播的全球化。研究发现，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角斗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现代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描述、讨论和传播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对事件和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判断。现代媒体不仅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有能力通过事实和信源的选择和有倾向性地提供信息和观点，来影响公众在某个突发性事件或重大问题上采取的立场。通过对中美撞机等重大案例的分析发现，现代媒体冲破了传统外交的秘密性和信息封锁，极大地增加了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透明度。
本文结论是：中国今后在爆发重大事件时或重大外交谈判中，要学会采取一种适应现代媒体新环境的媒体新战略。
英文标题：The Media Power in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文关键词：媒体、国际政治、公众、新闻
 英文关键词：media, politics, public

一. 制造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

现代媒体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它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现代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淹没了人类大脑吸收信息的能力。由电视、电脑和网络等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知识的爆炸。这种知识的剧增是否削弱了人类理性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从而破坏一个有效的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现代媒体制造的是即刻的公众情绪、即刻的公共舆论和即刻的公众压力。这些力量使决策者们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以电视为主的现代媒体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棱镜。在遥远的土地上，如科索卧、古巴、索马里，发生的灾难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进入了家庭。观众和网民有一种实时、亲历、感性、直接和全球化的感觉。以印刷媒体为主的传统媒体上的文字死板地印在纸上。读者要依靠自己的想像力来构筑出现实画面来。然后，大脑通过理性地思考、做出结论，最后在拿出行动方案。 而现代媒体改变了思想和决策过程。电视的动感、声音、色彩使观众的感官亲历了新闻事件， 引起了冲动的反应，如美国公众看到科索卧阿族难民的画面、美国大使尚幕杰陷在使馆里的图片、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啼的画面等等。看到这些照片，美国观众无须任何文字或口头的翻译，更无需理性的解释，他们会产生一种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动要求。美国历史学家Richard Wade相信，如果美国的原子弹试验向日本人民做了实况转播，日本会投降的更早。电视上播出的警察向黑人挥舞大棒的镜头，迫使肯尼迪总统发起了民权运动。电视画面结束了越南战争。
电视对新闻传播的有害影响：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影响、公众消费新闻方式的影响、新闻生产形式的影响。由于电视依靠的是视觉元素构成的画面，它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能出好画面、戏剧性强的新闻事件上。这种戏剧化的画面通常把复杂和微妙的事件简单化，如1999年美国媒体对中国大学生抗议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报道。 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Yoshio Murakami评论电视对新闻传播的危害指出：电视对新闻报道的最大威胁是对新闻质量的危害：“图片正在接管媒体……没图片，没新闻。 好图片，大新闻。”电视媒体的称霸带来了一些时髦用语：娱乐化、小报化、杂志化、脱口秀、说新闻、一鸣惊人的声白等。哈佛大学Stanley Hoffmann批评说，电视新闻正在用夸张的声白、耸人的画面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食量。电视画面给受众带来的冲击效果也促使一些报纸跟着模仿。如《北京青年报》、《今日美国报》等。这类报纸强调和突出报纸的视觉效果（如采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大量使用彩色照片），而不在乎新闻内容的质量。
电视尽管对新闻质量有不良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霸权的媒体，无法否认电视对传播新闻、传播知识和塑造民意的支配作用。在平民阶层中，电视作为新闻的传播承载工具已经取代印刷媒体。时报镜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美国人喜欢在电视上看新闻，42％的美国人喜欢度报纸上的新闻，14％的美国人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
电视对公众最重要的影响是激发情绪。由电视对新闻事件渲染和导向性的报道在公众中激发的情绪化反应对政府决策会带来严重后果。比如，在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赢得了公众对政府的高度支持；而媒体对美国侵略越南的负面报道使观众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支持出现低度支持。美国电视和媒体连续两周大量报道美军机组人员的访谈画面、英雄故事、亲人家属邻里的关怀，报告布什总统对美军机组人员的高度赞扬、布什与美间谍飞机驾驶员的亲切交谈、报道中国飞行员的蛮横无礼行径、报道中国午夜突审美军机组人员的故事等极度煽情的故事和画面，使美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昂，士气大增。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美军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前所未有的强硬起来。而且威胁要向中国南海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对中国的侦查活动。
但是，这种受新闻媒体煽动的平民情绪操纵的政策最终对国家利益是没有长远益处的，因为这种政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媒体在决策中对舆论的操纵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情绪化的、或者得不到完整、公正和平衡报道的公众将会不明智地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出错误的决策。“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他们更是政府里的主要演员。他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媒体成了各个政党在各个问题上操纵的对象、蒙蔽欺骗的对象、压力集团冲突的牺牲品，有益或无意地参与了危机的处理、政策的形成，即是政府的合作者，又是政府的对手。“媒体塑造民意的能力。为了满足媒体的需求，新闻人物常常调整他们的行为，或制造一个争议问题、挑起一场抗议“为了制造媒体的冲击力和赢得公众支持，媒体制造了大量的问题、合成的事实。这种事实往往与真相抵触，甚至取代了真相。“因此，“掌握电视的表现艺术对管理国家至关重要。“ 
  新闻的报道选题更多地是反映精英集团的思维定式，同时满足公众的集体情绪。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精英与平民不是对立的。外交政策辩论需要媒体持续地引起少数精英和平民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尽管参加这种辩论的只是少数精英。在外交政策辩论和形成过程中，包括官员、政客、学者、记者在内的精英分子是引导或误导舆论的领导阶级。而对国际新闻事件相对冷漠的公众默认了知情的精英阶级为代表他们处理每日发生的国际事件。但是，一旦“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公众的声音就会在媒体上放大。公众舆论在这中情形下发出的声音不是来自他们对事件的冷静思考和他们对真相的知识和事实的掌握，而完全是被媒体情绪化的报道给煽动起来的。

二．社会动员

动员是指某个政府、政党发起的的一场社会动员或政治动员，目的是在某个政治议程上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动员的目的是制造舆论，通过各种媒介手段在各个层面上完成, 如演讲、电话、宣传、谈判、抗议、示威等。动员的对象可能是本国公众、社会精英（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可能是外国公众和社会精英（如美国之音的国际广播广播）。比如，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通过电话外交争取盟友支持他发动海湾战争。1999年，美国利用西方主流媒体，炒做“种族清洗”新闻，进行政治动员，赢得了北约主要成员国对轰炸南斯拉夫的支持。
最有效的动员是选择某个特定的新闻事件传递信息做政治和社会动员。选择什么事件、确认事件的重要性、什么时间就这一事件进行动员决定了动员的议题、框架，明确了动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在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国总统布什选择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出强硬的声明，进行社会动员。而中国政府在头3天里，委派外交部的一般官员发表了3次低调谈话，官方媒体也将外交部发言人的简短的谈话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刊出或播出。看来，中国政府起初不准备利用这个事件进行社会动员。国家主席江泽民选择了事件发生3天后才发表声明，开始社会动员。
美国新当选总统布什上台后面临的国内外政治议程有：在国内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合格和强大的总统（由于计票错误，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侥幸当上总统，并认为他在国际问题上没有经验）；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要比克林顿时代强硬。美国总统布什选择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表强硬声明并派遣3艘战舰驶近海南岛，是向美国公众表明他是美国强有力的总统，这即为布什的国际议程服务，更为他的国内政治议程服务。在美国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敢于向中国发出威胁性声明（以示克林顿的软弱）。他的动员很明确：为了美国的利益、国家的荣誉、美国军人的安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公众和舆论应该支持他和团结在他周围，向中国施压。布什选用的是最能打动美国公众的动员令：美国人安全受到威胁。他因此要求中国必须“一刻不得耽误地安全交还美国军人”。
中国面临的政治议程：国内强调稳定、爱国主义教育和反腐败；国际上争取加入WTO、北京申奥和两岸统一。中国政府在考虑了3天后，发出政治动员，是在权衡了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之后，决定选择中美撞机事件为国内政治议程服务：维护国家主权、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国际问题上，向公众发出动员后，媒体通常是继续集中力量，报道能强化动员效果的事件，而不关注甚至不发布任何会干扰动员效果的信息和新闻。如，4月3日美国核潜艇未经许可驶入日本港口，日本表示抗议。美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美国海军在4月4日表示道歉（apologize），美国各大媒体都没见报道。再如，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正值日内瓦人权会议讨论美国提出的中国人权案。但是，这个时候，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毫无兴趣，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美国军人的安全和美国间谍飞机今后能否继续到中国家门口飞行。因此，美国媒体集中火力继续围绕撞机事件大做文章，而对日内瓦会议几乎没有什么报道。个别报纸，如《华盛顿邮报》是在中美就交换美军间谍飞机首轮谈判无果，才发表评论联系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于一个允许小学生炸死自己的政府“”肯定会制造空中灾难并造谣。“
对于政策者、领导人来讲，动员的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在于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说服成功与否取决于下列一些因素：1) 媒体本身对受众的吸引力。吸引力与受众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利益等有关；2) 公众认为这是一件重要问题，比当前其它任何问题都重要。比如，美国主流媒体1999年对科索卧的报道、2001年中美撞机的报道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3) 媒体对公众理解新闻事件的影响；4) 媒体对议程设置的影响；5) 媒体对中间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在任何一场媒体战中， 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争取到中间受众的媒体。争取中间受众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制造细节真实，模糊重要事实。中美撞机后，为转移国内和国际对美国频繁在中国家门口搞间谍飞行的这个重要真实和撞机的终极原因的视线，美国政府、军方和媒体不断联手制造新闻，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莽撞飞行员”王伟是事故制造者、中国试图偷窃美军间谍飞机上的价值连城的高技术机密、中国扣留美国军人引起美国老百姓的愤怒等感人的细节故事描写上。

三． 议程设置和决策的加速剂

媒体专家认为，媒体对外交政策最令人担忧的影响是，在许多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