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报道看到的不是中国人如何万众一心，抗击非典，而是整个国家陷落在非典肆虐带来的混乱、动乱、不满、抗议和暴乱中，中国共产党体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如果不尽快变更体制，很可能濒临垮台。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的立场和角度，但是，由于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传播中对新闻和观点的主导地位，那些与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或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与这种全球媒体声音不符的信息将被视为非法和异端。为了不被视为全球化传播的落伍者，人们或者加入这个全球媒体的主流声音，或者保持沉默。例如，５月５日北京的《《新闻周刊》与英国《经济学家》都把天安门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作为封面人物，不同之处在，北京的《新闻周刊》左下角孤零零地竖立着一个头剃小平头的男子，他手戴刷白的手套、身穿红色运动上衣、面戴洁白大口罩、鼻梁上架着一幅深色的大墨镜，脑袋扭向左侧，在警惕地观察什么。这个封面上的毛泽东和这个站在毛泽东像下类似便衣的男人给广大的读者带来的是一种什么联想？其象征意义是什么？封面下面的四个大字《北京之痛》其中的北京的内涵是什么？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符号学研究课题。恐怕这类问题是没有人会直截了当地在中国媒体上回答，但是，中国媒体的这种现象至少显示中国的一些媒体在新闻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上，在积极主动地与西方媒体接轨，试图加入美国媒体主导的全球传播。
观察点二：风险传播
    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 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中国会因此像前苏联那样垮下去吗？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起到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政治新闻的价值通常高于科学新闻的报道价值，而从采访报道上看，时政新闻比科学新闻更容易采写。口罩、天安门、五星红旗、毛泽东画像、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抗议、暴乱已经成为西方媒体，包括许多中国媒体报道的框框和符号。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从这些画面上,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么用？当艾滋病从以美国为震中迅速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传播，媒体更多地是从医学角度报道。人们没有说：“艾滋病是美国病毒”；911后，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媒体没有责问为什么恐怖主义总是袭击美国？而为什么国际媒体强调非典是“中国病毒”？非典之所以像今天这种媒体轰炸式的报道，还因为其它媒体都这样报道，这是商业竞争压力使然。如美国新闻学教授Dean Nelson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 而在公共健康和医学报道中，公众需要知晓的、记者需要向公众报道的往往是没有卖点的 。
    在非典这样的重大疾病爆发后,在选择报道的框框和形象符号的时候,记者还有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作为媒体，在报道疫情和人类面临重大疾病折磨的时候，它有从任何角度、选用任何事实和强调某个事实的自由。但是，媒体报道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否是当前公众最需要关注的？媒体强调的事实和新闻，究竟是记者或其所代表的媒体或利益集团需要关注的？还是当地公众需要关注的？中国媒体应该强调中国公众关注的事实？还是外国公众关注的事实？媒体报道非典的目的是激怒读者？还是向读者提供可靠、科学和有用的信息？读者需要的是情绪化的反应？还是冷静和理性地面对风险？这场非典报道究竟忽略了什么？迄今为止有多少非典报道是直接采访医学科学家的结果？非典报道向公众出售的是科学？还是政治？非典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
    非典报道的态度和方式毫无疑问应该采取风险新闻报道和风险传播的方法，这是公共健康面临的重大问题。
    DAVID BALTIMORE 说，“对付非典的主要办法是采取强有力的并且公开的公共健康措施。““当然，公开性会带来恐惧和过激反应的风险。这种风险必须通过谨慎的新闻报道和准确地描述来管理。这不仅对媒体是个挑战，对卫生官员也是挑战。“ 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透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安全？还是不安全？
    公众不会接受政府提供的不确定的结果。正如R = I(A)这个公式 所示(R表示流言强度、I表示事件的冲击力、A表示政府或媒体的暧昧度)。这就是说，不管是多么有冲击力的事件或传染病，如果暧昧度是0的话，流言就不会生起。不管是多么暧昧的信息，如果事件或传染病的冲击力是0的话，同样也不会生成流言。政府的权威信息传播得越早、越多、越准确，就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府威信，谣言和流言就越难以发生作用。
作为公共健康的新闻报道，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和最有新闻价值的问题是什么？人类健康和安全面临许多风险或危险，如环境风险（污染、气候变化、水污染、水短缺等）、安全风险（汽车交通事故、翻船、飞机失事、火车相撞、航天飞机爆炸等）、健康风险（非典、艾滋病、炭疽病、疯牛病、口蹄疫、流感、埃博拉、西尼罗河病毒等）。 上面这些风险或危险为什么会成为有报道价值的新闻呢？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风险新闻价值公式，确定新闻价值的大小 :

    Risk　=　P(I)
    R表示风险事件的新闻价值、P表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I表示事件的冲击力或破坏力。这意味着：１）不管是多么有冲击力或破坏力的事件，如果发生的可能性是0的话，新闻价值也是0;２）不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事件的冲击力或破坏力是０，同样也不会有新闻价值．据此判断，非典在当前具有重大新闻报道价值。
从新闻学角度看，这场非典之所以产生空前的媒体轰动效应，这是因为非典事件具备了新闻的几大价值：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不确定性、急迫性、恐怖性、灾难性、冲突性、新奇性、社会关注性等 ：
    - 偶然性：广东某人偶然染上非典怪病，在世界上传播开来；突发性：非典有一种突发性、戏剧性的效果，可以吸引大量的眼球。而媒体在疾病报道上，倾向于夸大突发性疾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的危害，而低估那些对人类健康危害更大的慢性疾病；
    - 新奇性：陌生的新病毒。非典的死亡率可能不比在马路上行走的死亡率高，但是，人们对非典病毒不熟悉；
    - 恐怖性：非典病毒不比艾滋病病毒和癌症病毒更致命，但是，其传染性风险和媒体的轰炸性报道使人们感到非典是最为恐怖的疾病；
    - 历史相似性：与历史上发生的某个灾难事件有相似性。如印度的（Bhopal）、美国的三里岛、苏联的切尔诺贝利。而西方媒体更愿意把中国的非典与切尔诺贝利相比；
    - 冲突性：由于非典一开始，公众没有获得有关疫情的确切信息，或者，社会上一部分人知道真相，而另一部分人不知道真相，从而引起公众的愤怒；公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宁愿相信某位医生的话或外国媒体的报道；农民与政府在防疫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农民感觉不到承担风险的好处：居住在非典指定医院旁边，没有获得任何政府的补偿；
    - 不可预测性：不像每天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是可以预测的，感染非典是无法预测的，非典病毒未来发展趋势也是无法预测的；
    - 不可控制性：政府、医院和市民个人都缺乏有效的办法控制疫情的发展；
    - 不确定性。由于科学家迄今没有找到非典的确切诊断技术和确切疗法，而媒体更多地从政治上报道政府的无能和渎职，公众无论是从科学界和政界都看不到希望。非典报道激了发人们的恐惧感、愤怒情绪、对疾病的束手无策和无可奈何。

    那么，具体报道非典的时候，应该让公众及时准确知晓的重要情况有哪些？ 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资金问题？ 专业人员不足？机构设施不完善？如果爆发全国性的大流行病，能够动员的防疫人员？ 医院床位？一线医务人员？药品供应？法律保障？资金保障？公共健康的新闻价值和新闻卖点在哪里？中国的公共健康设施究竟如何：实验室设备是否老化？信息收集与处理系统是否先进？从事公共健康的专业人员工作态度？积极性？待遇？生活工作条件？
    非典疫情报道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向公众提供那些能帮助他们了解和控制疾病的信息。报道公共健康危机的新闻报道标准包括这几个要素 ，即公众就健康威胁需要知晓的情况：疾病的征兆与症状；疾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个人感染疾病的几率；预防疾病的手段。这种信息具体包括：
    －让公众知晓疫情的真相；
    －让公众知晓减少感染的具体作法；
    －让公众知晓政府在防治非典中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让公众知晓医院在防治非典中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让公众知晓医学界在防治非典中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新闻记者在判断新闻价值的时候，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风险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有：
    死亡率或死亡人数
    发病率
    对生活质量的损害：
    工作日的减少
    财产的破坏
    环境的破坏
    物种的破坏
    通过风险的比较和形象的描绘，提高风险的报道价值，可以引起公众的关注。那么，如何真实形象地描绘非典疫情？
    - 把这场新的风险或疫情与过去人们熟知的某个风险或事故相比；
    - 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描述，如非典的全中国百万人口死亡率是多少？北京市人口万人死亡率？跟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死亡数相比？但是，这样做，要防止极小化的倾向，低估风险的危害；
    - 与同类风险比较: 比较非典与艾滋病、疯牛病、流感、埃博拉等；
    - 风险与利益的比较：非典防疫中大量使用消毒水，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消毒液对人体健康的保护与危害之比较；
    - 非典病人的尸体如何焚烧的？在哪焚烧的？家人是否可以得到其骨灰？
    - 病理学分析的实验室科学家是如何获得病毒样本的？病毒样本是如何从医院运输到实验室的？运输安全保障如何？
    - 一个火葬场工人是如何火化非典病人尸体的？
    - 在病理学实验室里，头戴防毒面具、尸体解剖、把感染病毒的人体肺部切下来，用塑料袋裹好，放进冰箱。其余的人体部件交给焚烧炉火化；
    - 采访报道因非典失去亲人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故事。

    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界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而今天全球媒体上有关中国非典之所以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科学或者医学记者由于新闻的兴奋点、新闻的价值判断差异、报道的框架和角度的不同，科学记者更多地采访报道科学家或者医学家的分析和评论，他们只相信科学家，而不相信那些万事通的社会评论家或政治评论家。
    在风险传播中，记者要谨慎选择信源。新闻记者由于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观所限定，在这场危机中，更多地从政治社会经济角度采访报道非典，而不是去采访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其结果，公众会把非典病毒看成一个政治病毒，而不是大地母亲送给人类的自然界的病毒。疫情报道的政治化加剧了政府与市民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由于非典是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公众可能认为他们没有能力控制这些风险，媒体倾向于高估风险。因此在报道中，更要警惕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片面地强调某个数据或实事。同时在采访中，注意发布信息的人或部门可信度如何？是否权威？采访报道专家时注意的问题：他是自称的专家？还是政府任命的专家？他宣布的抗非典成果是否经过同行专家评议？
    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但是，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天津、浙江、河南农民抗议在当地修建非典医院，恐惧非典垃圾和感染。面对这场争议，记者是火上浇油？还是从科学和环保的道理上调查清楚，建设性地报道这件事情？
观察点三：数学方法
    如果我们借用最简单的数学工具，用数字观察来分析一下当前媒体对非典的报道，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典报道过了头。事实上，“非典给人的生命带来的危险远比不上你每天出行在街上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大。”
    非典报道中的统计学问题。公众目前对非典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媒体对非典报道的力度，而不是根据统计学获得的数字来评估非典的危害程度。迄今没有看见一条报道从统计学角度把非典艾滋病、埃博拉、流感、疟疾、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炭疽病的危害相比。
    五月中旬的一天（5月13日），当中国和世界媒体都在倾注全力报道非典肆虐的时候，笔者在世界卫生组织当日的主页上（http://www.who.int/en/）发现，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生命杀手不是非典，而是路上交通死亡（126万，2000年）、自杀身亡（81.5万，2000年）、在非洲每天有600新生婴儿死于疟疾。 　
    美国的West Nile virus 2002年在美国造成的危害并不比非典在中国造成的伤害轻多少。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截至去年11月，美国39个州有 3,737人感染 West Nile病毒，造成２１４人死亡。
    2001年美国爆发炭疽病恐惧。在那场事件中，总共有5人丧生，而美国一年有4万人在高速公路上被压死，有2万人死于流感。
    从去年11月到现在半年多，中国目前死于非典的是252人（截止5月12日）。中国一年有死于车祸的人数为10万人。那么，中国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艾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流感？
    非典报道中的极大化问题。数学中有极大化和极小化的概念。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极小化是对事态的低估。例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不大，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装进一个每边为6英尺的方盒子里。极大化是对事态的高估，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为了政治或商业的利益，采用线性测量的方法评估新闻事件。比如，为了强调400万个硬币数量的惊人，记者可以写道：这些硬币可以从海平面一直铺到珠穆朗玛峰封顶。在非典报道中，通过集中轰炸式的报道，突出报道非典防治中出现的暴力、暴乱、逮捕、恐惧情绪、逃离事件、封锁居民区和校园，使公众对非典的恐惧情绪达到了极大化，过高估计了非典的严重性。
    非典报道中的数字使用问题。在非典报道中，要注意对数字的正确使用，防治数字的情绪化使用。特别要防止滥用数字进行政治说服。在非典报道中，既要运用数字帮助读者理解非典的防止问题，同时要媒体新闻报道中数字的运用持怀疑态度。比如，要弄清记者在报道时，是情绪化对待数字?还是过分冷静地对待数字？例如，人们对非典的死亡十分恐惧，而事实上，中国每年艾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不平衡。比如，公众为什么对空难尤其恐慌？认为坐飞机是很有风险的。几年前，有人曾经对《纽约时报》的头版跟踪两年做过统计,发现,癌症每死1000人,《纽约时报》给予报道的篇幅为0.02条,而空难每死1000人,这家报纸报道的条数为138条。
    非典报道中简单的线性思维问题。在90年代初，西方媒体和学术界根据线性的思维惯性，依据当时黑白分明的简单化新闻报道，片面强调、夸大某个数字、突出中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中的一个，发表“中国崩溃论”；90年代后期又出现“中国威胁论”。而在非典爆发后，西方媒体上又出现了“切尔诺贝利将在中国重演”、“中国将出现戈尔巴乔夫”。
    非典报道中的蝴蝶效应问题。根据数学上的蝴蝶效应，要注意非典事件的复杂性。新闻事件和变化往往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的变量的非线性世界。但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新闻界喜欢采用线性模型计算、预测和报道新闻。新闻记者在对未来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做出的线性的预测疏忽了不同发展趋势、变化的相互作用，忽视了某些意想不到的因素。这种预测常常会见木不见林，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没有一家美国媒体会预见到911事件。再如，在财经报道中，经济的运行常常是非线性的复杂，比如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预测。但是，经济学家和记者们却常常在报纸和电视上试图精确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比如，谈话节目、股市分析节目、财经报道栏目等等。媒体做这种精确的现行预测是想满足受众的期望。但是，事件的最终变化的发展往往否定媒体的展望和预测。因此，我们在评论刚刚在报纸上或电视上阅读收看到的非典报道时，不妨用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的思维模式，来非典事件的复杂性。
    非典报道中的“瓶子里的妖精”数学命题。在观察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不妨运用一下“瓶子里的妖精”数学命题。根据这个算题，你花了任何价钱购买一个装有小妖怪的瓶子，拥有了这个瓶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一旦你获得了所有的东西后，你必须卖掉这个瓶子。条件是，所卖的价钱必须低于你购买的价钱。否则，你就会失去你的一切，并在地狱中饱受煎熬。问题是，你花一分钱购买瓶子，瓶子肯定是卖不掉的；2分钱购买瓶子，同样卖不掉；3分钱购买也不会卖掉；4分钱、5分钱、6分钱……甚至花1000元也很难卖掉。这种数学推算的结果是，花再多的钱也不可以购买这个瓶子。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你很可能会花10万元去购买这个瓶子，因为你会认为距离失去一切的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毫无担心的必要。这个命题提醒我们，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遥远的重大问题。
    非典报道的非人性问题。新闻报道讲求人性化，越是人性化，越有冲击力。比如，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非典报道都是充满了人性化的。但是，非典病毒本身究竟是人性的？还是无人性的？记者在报道某些病毒时，总喜欢简单地把所有的病毒爆发归类于人类，总是寻找人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自然活动和演化过程与结果。为什么记者不愿意报道深究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呢？这又回到了新闻学的要素“5W”：没有Who（谁）可以报道、去采访。最难办的事，自然界本身发生的变化What很难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或发生兴趣。为了引起公众对事件的兴趣，记者喜欢在医学问题的背后，找到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或者一个无耻的贪官、或者一个勇敢的医学工作者的故事。记者喜欢把医学的任何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因素。在医学报道中，记者很容易陷入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报道的套路，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
    面对复杂多变的大自然，科学家有义务教育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下，敢于讲真话，让新闻工作者了解到，非典的危害比我们每天面对的各种疾病和风险都要小得多。即使在面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从非典病人抢救室现场直播的恐怖画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勇气，把非典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或背景中讨论。
    让SARS回到SARS的本义――一个安全与可靠的社会（Safety And Reliability Society）。
附图：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d/5057/
     Preparations for covering war come into play for SARS stories
    By Steve Friess，Special for USA TODAY
    The SARS Epidemic, By DAVID BALTIMOR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8, 2003
    Cover stories: A grand slam for media monotony, Mike Conklin, Chicago Tribune, May 2, 2003
    Cover stories: A grand slam for media monotony, Mike Conklin, Chicago Tribune, May 2, 2003
    The Media Student’s Book, Gill Branston and Roy Stafford, Routledge, London, 2001, p.5-22
    Media Writing: print, broadcast, and public relatioins, W.Richard Whitaker, Janet E. Ramsey, Ronald D. Smith, Longman, p.4
 《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广州，李希光，２００２，p.23-26
    Media Writing: print, broadcast, and public relatioins, W.Richard Whitaker, Janet E. Ramsey, Ronald D. Smith, Longman，p.6
    SARS and the media's herd mentality,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Gina Lubrano, May 5, 2003
    Nieman Reports / Spring 2003 7，Frustrations on the Frontlines of the Health Beat
    News organizations need to find spaces ‘to be homes for stories that are now often orphaned.’ By Andrew Holtz, VOL.57 NO.1 SPRING 2003，   NIEMAN REPORTS，THE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 AT HARVARD UNIVERSITY
    The SARS Epidemic, By DAVID BALTIMOR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8, 2003
 《人民日报》网络版，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news/9719/index.html，作者：王燕循
    Reporting Health Risk Stories，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fessor Jonathan Wien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go into risk analysis and policy， By Fielding Buck FACSNET Associate Editor，http://www.facsnet.org/tools/ref_tutor/risk/wiener.php#what
   参见Risk Communication Basics, By Martha L. Walter and Michael A. Kamrin and Delores J. Katz, Posted Apr. 23, 1996 / Revised Feb. 14, 2000, http://www.facsnet.org/tools/ref_t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