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寻求新闻公正和社会公正，而是借名人的名字使其采访和制作成本降低，发行量猛增，获得更多的广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媒体商业化的运作原理。（右图：媒体对演员傅彪病情的关注给他及家人带来了困扰）

　　新闻出售的是真实的信息，而媒体竞争的是速度，即时效。新闻界往往把真实和速度同时视为好新闻的标准，但是，真实和速度又是一对矛盾：真实成为速度的第一个牺牲品。媒体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假新闻。全国有上千家报纸和网站在显著位置刊载了有关中央电大停止成人招生的新闻。这是一条由北京的一家娱乐性报纸的记者根据个人的推测编写的假新闻。第二天全国人民从网上和报纸上一夜之间都相信中央电大要完蛋了。当第二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要求媒体更正时，为时晚矣。在激烈竞争下的商业媒体最不愿干的事情就是更正错误的新闻。即使有个把报纸最后刊登了这个更正消息，其关注度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根本无法与其刊载的假新闻相比的。

　　新闻记者最不该做的就是猜测。传统新闻学要求记者要核实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事实，而且至少要向两个方面核实：一是跟当事人核实（打一个电话给中央电大）；二是跟权威部门核实（打个电话给教育部有关部门）。但是，媒体的各层编辑没有核实新闻的愿望和动力。媒体觉得中央电大有“名牌效应”，炒中央电大关门的新闻跟炒赵忠祥的“名人效应”同样省事、省时和省力，又能抓住受众的眼球。所以媒体商业化炒作的是名校、名人，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有钱有权的人也不敢炒作，而是炒作那些没权没势的名人。这样做可以规避政治风险。

　　中央电大假消息刊登了那么大一块，真消息刊登了这么不起眼。而且，大部分刊登这条假新闻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刊登这条更正。难怪有人批评我们的媒体变得越来越不厚道，缺乏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事实让位于观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冷战年代，政治新闻本身可能是某种公共娱乐的源泉。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多强调个人发展、个人享受和个人娱乐，人们的兴趣正在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把一张报纸从头版头条看到末版末条，或者把电视新闻从头看完。今天媒体的产业化越发达，公众越是星星点点的获取新闻。早上起床听广播，上班路上听交通台，晚上下班后再看一下晚报或者上班时抽空看一下今天的网页，更多是看标题，如果这个标题不耸人听闻就不会点击，即使内容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工作，对于你孩子上学、父母看病很重要，也不会点击。今天人们更关注的是娱乐新闻、股票行情、体育新闻、名人丑闻、明星轶事和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名人丑闻跟你到底有多大关系？跟你的政治生活、跟你寻求民主自由的理想、跟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究竟有多大关系？商业化的体育新闻如NBA、欧洲杯跟你个人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有多大关系？名人的丑闻的真相究竟与公众的现实需要什么关系？但是，为了留住受众和读者，越来越多的媒体把新闻作为娱乐来报道。

　　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

　　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公认的定义是：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但是，今天，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从福克斯、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到处是谈话节目。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话天天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央视论坛》、半岛电视台的《谈话无边》、《每周档案》、《阿拉伯视点》、《只准妇女看》、《言论无限》、《不只一种观点》、《反方向》等。这些都是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一两个人坐在那儿谈新闻，把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变成一个新闻谈论栏目，在节目制作成本上大大降低。假设付某人100万元年薪，每天请他在演播室里做一个小时的新闻谈话栏目，好像电视台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把这一小时的新闻谈话节目变成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电视台每天的投入就不下100万元。一条电视新闻报道的播出时间平均是45秒，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 一小时的新闻报道需要60条新闻来填补时间。每条电视新闻报道通常至少不要编导、摄像、灯光、录音师等至少两个记者出差到世界和中国各地新闻现场采访报道，其采访、差旅、工资、翻译、器材等费用要一两万元。这样算下来，新闻报道节目一小时的成本一天就100万元。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是靠深入采访新闻发生地、新闻当事人、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历史的记录，记者不应该发表观点，记者是只可以报道事实不可以发表观点，今天越是有名的记者越是发表观点，而不是报道事实。

　　用激怒受众来赢得关注

　　从传播效果看，媒体为什么宁愿发表观点，而不愿报道新闻？任何新闻发生后，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点，或高兴、或愤怒、或悲伤。媒体在这个时候惟有发表那些符合大多数观众情绪的言论和观点，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观众（当然也获得了广告的支持）。新兴的商业报纸主要靠两种模式来抓住读者。一种是那些娱乐性的都市类的市民报纸，报纸头版主要依靠暴力场面、血腥画面、名人丑闻、明星偶像等煽情的画面和标题吸引读者。另一种是较严肃的商业性报纸，通过每期在头版刊登精心策划的本报主笔的大块言论或评论来吸引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媒体需要的是眼球，媒体最能激发公众注意力的方法是让公众愤怒、不断地生气。今天报纸大量刊登言论和评论性文章正是用激烈的情绪来激起公众的情绪和愤怒，换来更多地关注。媒体不再是靠事实来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来引导公众。媒体忠于的不再是事实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新闻策划就是一种利用和操纵公众情绪的一种手段，策划人尽量按公众的感情制造观点和言论。如果公众讨厌某人物，策划的言论和观点使公众更加厌恶这个人物。如果公众对某一件事情愤怒，策划的言论和观点只能让公众情绪火上浇油。如果事实真相是违背公众情绪的并与公众的期望相悖的，那么，媒体就不报道事实，只发表符合公众情绪的观点。（右上图：凤凰卫视的时评谈话节目打造了曹景行、阮次山等一批“知道分子”）

　　事实真相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

　　最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不仅要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独立于与发行量的压力、独立于广告的压力。毫无疑问，如果你的报道违背公众的情绪，与公众的期望相悖，公众就会对你的报道不满。但是，事实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但是，记者如果触犯了众怒，就等于触犯了报社老板，等于触犯了广告商，如果记者缺乏强有力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他如何能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平衡和中立的立场。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基本的劳动保障、收入、尊严，你如何制止他去搞有偿新闻？ 如何确保新闻的公正？正像一个法官，如果不是一个终身法官，他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到完全的公正？正像一个教授，如果他不是终身教授，他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他如何敢于挑战同行和权威？一个好记者如果不给他一个当记者的尊严、身份和保障，他如何能做到新闻公正并获得摆脱各种压力的新闻自由？

新闻的两个层次

　　今天的媒体上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公众难辨真伪。结果，传统的公共新闻学让位于商业化了的新闻学。这种商业化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对新闻的界定和公众的新闻价值判断。在今天的媒介文化里，如何认识新闻？新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广大读者或观众的日常生活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多半属于狗咬人的新闻；第二个层次是与广大读者观众生活、工作、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多半属于人咬狗的新闻。打开我们的报纸和电视，我们会发现每天最突出报道的、反复播放的、观众或读者最喜欢看的是发生在另一个土地上的暴力、恐怖主义、性丑闻、选举闹剧、战争等。而这些内容与当地和本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商业利益驱动下来的媒体关注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新闻。第一个层次的新闻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如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等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和政策对于商业性媒体本身来讲，很难进行抓住公众眼球的商业炒作。所以，今天媒体轰轰烈烈报道的新闻往往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不相干。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

　　今天很多商业化报纸的背后老板恰恰是党报，他们是党报下面的子报。今天的很多党报是不赚钱的，主要依靠子报补贴。从这个意义上看，党报上刊载的党和政府的主流声音和严肃话题需要其子报上刊载的第二层次的新闻如娱乐丑闻、甚至性话题赚钱支撑和养活。（左图：人民日报等五种党报进入报亭）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如果党报能开始真正的新闻改革，用一种崭新的新闻学理念毫不松懈地密切跟踪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第一层次的新闻），把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人物发出的信息和所作所为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党报同样可以赚到钱。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正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所以出现了子报养党报、下流新闻养主流新闻的怪现象。长期下去，生存在这种媒介环境里的中国读者和观众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的新闻，而把那些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需要看的新闻。

　　争夺下一代精英　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

　　未来主流媒体与新兴商业化报纸的竞争与其说是商业竞争，不如说是争夺未来的人才，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争夺下一代精英。无论是《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它们未来的生存在于它们能否拥有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下一代优秀聪明的年轻人和未来社会的精英。要让这些人感觉到值得花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并接受这些媒体的议题设置；第二，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一个低工资，甚至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没有创新、创新不受鼓励，作品得不到读者观众欣赏的记者，如何跟享有高工资的商业报纸的主笔和首席记者竞争呢？面对这样一个激变的媒体环境给中国的主流媒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统的主流媒体提出的挑战呢？面对萎缩的传统主流媒体，各级党报能否勇于面对这样的现实，勇于进行扎扎实实的新闻改革，而不是空谈口号、理论，从满足最大公众利益需求和知情权出发，创造一个新主流媒体的环境、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窘境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

　　中国媒体的投资者、老板、老总们，每年热热闹闹的开会研讨，充满了对前途的希望和自豪感。但是，他们的雇员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商业的大潮下，已经失去了这两种感觉。如果我是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我就要把新闻工作者作为媒体的核心人才。但是，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

　　最近的一项网上调查表明，中国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43％的这类人群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有一次我跟一群记者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报道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旁边一个记者发牢骚说：“总理何时来帮助我们记者讨工钱？”笔者曾经问一些媒体的老总，为什么不跟记者签劳动合同？许多报社老总或电视台制片得意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签劳动合同？不签合同，我一年可以省几千万元。”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稿子或片子刊播。否则，他这天或者星期就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更没钱去找女朋友。要想让自己的稿件和片子被采用，必须做得比别人好。好报道的标准就是抓住编辑的眼球——丑闻报道、名人新闻。丑闻做得越大、名人做得越响，被采用的篇幅就越大，报酬就越多。结果在这种媒介环境中，公众看到的新闻就越来越离奇，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

　　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

　　我们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调查显示，他们中享受病假的占10％、享受产假的占7％。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记者们疲于奔命，工作辛苦，而与此同时，媒体老板为了省钱，新闻编辑部人手不足，老手匮乏。 为什么媒体不愿意雇用年纪大的记者？ 媒体老板不仅担心老记者动辄要核实新闻、平衡新闻、反对新闻炒作，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雇用一个资深记者每个月可能付一万元钱，而雇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两三千元。如果用一个新闻实习生，一分钱都不用出。由于大多数年轻一代的编辑记者生活在这种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年薪和固定月薪，越来越多的记者主要收入是靠稿费收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新闻报道的煽情、片面、忽略、夸张、创造。结果是，记者活得越来越痛苦，新闻报道的质量越来越低劣，而媒体老板过得越来越安逸。

　　记者的低龄化趋势与新闻肤浅化

　　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处境悲惨、饥肠辘辘、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记者编辑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记者的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中国有300多所新闻学院，为中国记者低龄化提供了人力资源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体每年可以无偿地得到大量的新闻实习生而不是有偿的新闻记者。实习生干了一年半载后，要毕业了，跟实习的报纸要工作，报纸可以找借口说，“你不合格，没岗位，你走吧。”等这个实习生一走，马上又找来一个实习生顶上前面的那位。（右图：抢新闻的记者们）

　　不错，记者低龄化和使用实习生可以节省媒体大量的开支。但是，新闻工作者是与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思维、调查、写作方法是靠多年的磨练形成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厚的生活阅历、广博的知识积累的实习生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能否非常准确地表达那些通过深入采访和思考挖掘出来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正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不是说一毕业，就可以动大手术。我们看看西方的电视，记者干到70岁，满脑袋白发，还在那儿当记者，跑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而我们电视里更多的是俊男靓女。在这两者中，哪一个年龄段的记者写的东西更深刻、理性、平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某些报纸开始模仿香港某些报纸的办报模式，5个记者竞争采写同一事件的报道，5篇报道选一篇。如果被选中，5个人的工资全给他一个人。结果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同事，许多记者想尽办法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细节。如果当事人没说这句话，但是，记者为了报道引起轰动效果，就去编一句话；如果被采访者在讲话中没有这个意思，记者为了加强轰动效果就加上这个意思。

从新闻职业道德看，记者的角色是信息的邮递员，应该忠实的传递信息，他不忠于任何人，他只忠于事实。准确是媒体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媒体的市场化需要，广告商所需要的眼球，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传递信息的邮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