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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闻自由？”我问清华一个新闻学研究生。
“记者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她说。
她的回答令我感到担忧。这位本科毕业于中国一所知名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的回答代表了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一批人在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新闻自由与记者职责、新闻的公正
性原则等核心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虽然国际新闻传播学界迄今无法为上述问题给予令各方满意的答案，但是，笔者在这里试图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考框架。
一.媒体与新闻自由
今天，很多人在上了几年的新闻传播学院、读了一批新闻传播学论著后，反而搞不清新闻学的核心任务是干什么的？记者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新闻院系的毕业生把在媒体上发表讽刺杂文、抒情散文、甚至长篇评论文章，以引起公众对他个人观点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他最求的核心目标。很多新闻传播系的学生把脱口秀节目当成媒体的核心。但是，今天的脱口秀和谈话节目不是在引导受众参与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而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空谈。特别是请一些政治上不成熟、业务不精的年轻漂亮的人来主持节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Michael Gartner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说，“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但不是发动批判运动；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记者是“新闻是公众的信托，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新闻是公共服务，新闻媒体归属于公众”新闻的职责是“促进民主建设、滋补公共生活、为公共问题寻找答案“。许多人都相信，新闻传播学的存在价值应该是为办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提供专业、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媒体的首要作用是确保一个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健全。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需要认清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如下关系与矛盾：
1.新闻自由与保护少数人的权力。新闻与言论的自由体现在多数人的权力、少数人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都能获得保障。作为一个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他或她必须懂得，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力无需获得多数人的批准。西方思想家John Stuart Mill曾说过，任何企图压制他人言论的做法都是对他人重要权力的剥夺。《第一修正案》是美国政府理论的基石，这个修正案的理论相信，绝对的多数统治酝酿着暴政的种子。如果民主被简化为一个暴政式的多数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但在现实中，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美国有保障言论自由权力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当你问美国人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时候，多数美国人会把新闻自由、星条旗、祖国列为国家尊严的源泉。但是，在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个人利益、集团利益、社区利益的时候，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公众就会有一种控制和管理新闻自由流通要求。如有关任何反战和批评声音都不得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呼声得到了美国的广大公众、主流媒体、军方和政府的一致支持。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阿富汗平民伤亡和反战的声音。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同时《宪法》51条又规定，公民在行使他们的自由和权力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同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如何界定和保护言论自由权力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2.“媒体服务于民主价值，而不是资本利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投资和生产控制是由少数几个富有的大公司和个人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和竞争力而操纵的，不属于民主政治的管辖范围。民主体制的中心环节是为了保障公民有效的自我管理。为此，人民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知识和传播和争论的论坛。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媒介体制。根据民主理论，新闻有两个不可缺少的作用：1.一个完善的媒介体制，这个媒介制度迫使当权者要向人民负责和解释；这个体制同时也迫使那些想当权的人(无论来自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同样要向人民做出解释。这是通过媒体的“看家狗“功能来完成的；2.一个完善的媒介体制必须就当前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可靠的信息，并广泛地反应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3.一个完善的媒介体制应该是对全体公民开放的，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在上面自由地发表言论。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学》作者Robert W. McChesney用上述标准判断，今天美国的媒介体制不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反民主的力量。如果看看NBC、ABC、CNN、CBS背后的大老板，人们就会发现控制整个美国媒介体制的是极少数的大公司和几个亿万富翁。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核心矛盾：大多数人的民主利益被几个权力强大的私人利益所破坏。
3.新闻自由与媒体的市场份额。在18、19世纪，报纸基本上都是政党报纸。为了防止一个强大的党派禁止其反对派报纸的出版，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当时的欧洲也在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争取不同意见的报纸获得出版。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不同政见的报纸，就没有民主。卡尔.马克思大半生都是靠当记者来维持生活，他在当记者的大半生中，是一个坚定的新闻自由理念的倡导者。进入20世纪，随着垄断资本的兴起，美国媒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是报业变成了几家庞大的报业集团所控制，一个社区通常仅有一两家日报。由广告支撑的报业经济学为想创建新的报纸的人设立了高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尽管美国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但是，那些小报或独立的报纸在这个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做大的希望。与此同时，传播新技术给全国性杂志、唱片、电影、广播和电视产业带来了迅猛的发展。这些产业今天已经变成了高度集中的产业和巨大的利润机器。无论在美国，甚至在中国，媒体集团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国经济的巨头。商业媒体正在人民生活中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一项统计标明，普通美国人每天的媒体消费超过了11个小时。但是，问题是，人们消费的媒体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公司手里，这些大公司在一个几乎没有上面竞争力的市场里运作。《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期待的“新闻自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个用来保护和支撑公民有效地发出不同政治声音的媒介体制被变形为一个保护媒介商业投资者和经营者在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市场上寻求最大利益的保护伞，在这保护伞地下，他们没有对公众的责任。
由于媒体的商业化兴起，美国媒体的领袖们在20世纪初提出了新闻要“无党、无私、中立、无偏见“的理念。新闻无党无私的理念是美国立国先贤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基于这种新理念，美国在20世纪初正式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著名学府内创建了培养职业编辑记者的”新闻学院“。这些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是”政教分立“——报纸的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分立。根据这个新闻理念，报社的老板必须给这些经过专业化训练的编辑记者独立的编辑决策权。编辑记者是根据他们的专业判断，而不是老板和广告商的政治立场或商业利益做出编辑判断。由受过新闻学院专业化训练的编辑记者办得媒体值得公众信赖，因为他们是中立的。由于获得了公众的信赖，媒体老板就能报纸所面向的社区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4.新闻自由与客观公正。西方新闻界专家学者相信，为了保障新闻自由，新闻媒体必须是一个专业化企业，政治上保持中立，并独立于商业价值。但是，在媒体的新闻编辑部的实际操作中，任何一家媒体都难以确保其提供的新闻是中立和客观的。比如，一家报纸在决定什么新闻上头版、什么新闻不报道的时候，这本身是主编的价值观的体现，显示他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新闻报道客观中立理论很难在实践中推行。其原因有二：1.任何有争议或冲突的新闻报道，总是寻找官员或公众人物的认证，这些人物的声明构成新闻的合法基础。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给予这些政治官员和公众人物(包括商业巨头)极大的议程设置权力，他们引导公众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由于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新闻媒体给人一种体制内或主流的感觉；2.在新闻报道中，一条新闻必须挂在一个新闻钩(如突发事件、政府的新闻发布或示威抗议等)上方有报道价值。而这种新闻钩的选择往往体现了编辑记者的立场和价值观。
5.新闻与公关和广告。新闻职业化的发展和强大刺激了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通过向媒体提供完美无缺的新闻稿、安排专家学者接受媒体访谈(公关公司背后已付了钱)、提供一群貌似中立的观众参与谈话节目、通过制造和包装新闻事件，老练的公关机构娴熟地按照他们所代表的商业和政治集团的利益塑造了舆论。尽管如此，媒体欢迎这样的公关公司的存在，因为他们常常低成本第给媒体带来填补报纸版面或电视栏目的新闻。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共关系公司组织和安排的活动和发布的新闻占美国媒体“新闻“内容的40-70%。在中国，某些这样的公关公司不仅给记者带来“红包“，更会给媒体带来潜在的广告客源。公共关系和广告产业在中国的兴起刺激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新闻策划”的诞生。新闻策划出于两方面需求：1)报纸版面和电视栏目广告商的需求。比如《北京青年报》的《房地产办》、《汽车版》、《电脑版》和《中国青年报》的《数字青年》版等，各个专刊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报纸。他们的成功首先在于这些版面的策划是基于有一个迅速增长的广告客户群体；2)这些广告客户又需要有一批不仅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同时又有购买力的广告读者；3光靠广告不仅不成报纸，而且也无法吸引这些读者。因此，每期要围绕这些专版策划一些新闻故事。这样的一些新闻故事所依赖的是商业公司，特别是一些大公司。那么，为了拉住和吸引更多的大的广告客户，报纸一般是不太愿意开罪这些大公司的。比如，一个每期发表大量电脑广告的报纸，一般是不会刊登不利于微软、英特尔、IBM、SONY、联想等大公司的新闻，因为那样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广告收入。这些公司可能发生了有重要新闻价值的故事，但是，如果报道这条新闻会与报纸或电视台的经济收入发生利益冲突，制片人、主编就会自我新闻检查，不去报道这类新闻。
6.新闻与媒体的非政治化。今天，美国的媒体市场，包括广播、电视、电影、音乐等，被七、八家媒体集团统治。几乎所有的传统新闻媒体正在变成这些媒体商业帝国的一个几乎无足轻重的小单位。媒体集团的老板希望新闻媒体也能象电影、音乐、迪斯尼乐园那样给他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新闻媒体唯一获得利润的办法就是裁减记者编辑人数、关闭海外记者站、少派记者出差、大量使用免费的公关公司的新闻发布。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生态恶化、人民健康、大学教育质量等由于采访报道成本高，或者会引起利益集团的不满，而被忽视。美国一个电视主持人指出，“事实上，先不提技术带来的变化，我主持电视节目30年来看到的最大的变化是新闻内容的变化：政治新闻的锐减、消费品新闻和名人新闻的剧增。《优秀新闻研究报告》调查统计了1977年-1997年十年间《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头版、ABC、CBS和NBC的晚间黄金新闻节目，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他们发现，政治新闻从过去每5条中的3条，下降到每5条中1条；而有关名人的新闻从过去媒体50条中1条，上升到每14条中1条。“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中国媒体。尽管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是激发公众对国计民生、社区和国家安全等政治问题的关心，但是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无关痛痒的小新闻、热衷于揭秘、热衷于小道消息，热衷于煽情性新闻、热衷于报道刺激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财经新闻。他们相信，商业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兴旺发达就会给媒体带来无限的广告商机。在20世纪40年代，报纸的财经栏目更多报道的是劳资纠纷和劳工运动。当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专职的“劳工记者“。而今天整个全美国报道劳工的记者不到10人，而且有关工人贫困问题的经济报道几乎销声匿迹。相反，以报道工商企业和他们的老板的成功故事的”财经新闻“成了主流媒体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媒体的报道重点同样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各个媒体的财经记者远远超过其它行业的记者队伍。为了获得财经信息，不仅那些有钱的老板每天都是新闻人物，而且那些与这些有钱人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专家学者和各类思想库也成了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
报纸的娱乐化、商业化正在削弱其核心功能：引导公众关注国内外政治大事。有的时候，媒体为了维护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不惜埋葬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例如，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纳亚西方8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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