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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曰嵋榛岢⊥夥⑸�10万知识分子、学生、新闻记者和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平抗议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军警开枪镇压，一个意大利青年学生被击毙。对这场轰轰烈烈的示威中国媒体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是十分吝啬。西方媒体的报道焦点不是放到抗议群众提出的要求和呼声上，而是放在少数抗议者焚烧汽车上，并在报道中引用警方的话强调被打死的意大利青年是个吸毒者，以此暗示参加示威的人群的不合法性和不值得同情。而与此同时，西方和中国媒体却把整版整版的篇幅用来报道西方首脑们在会上为全球化大唱赞歌的声音。
由于媒体背后的这些利益集团，人们要想获得完整真实的信息、人们要想完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都受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限制——或者是被埋葬、或者是被忽视、或者是被曲解。我在《网络记者》这本书中曾乐观地预言，互联网会带来一个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网络会打破媒体集团和全球媒体对新闻流通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垄断和控制。但是，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标明，这样一个网络民主的传播社会远远没有到来。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剩下来的是那些背后拥有强大的商业媒体支撑的网络媒体和网站。网络媒体最终生存下来的力量不仅仅是靠技术，更需要的是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政治资本主要指体制的支持和大舆论环境的支持。
建筑在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基础上的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相信，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言论，而无需政府的同意。媒体的存在目的是知情、娱乐和销售商品。媒体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发掘真相，做一个监督社会和政府的“看家狗“。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最大的受众。美国的新闻体制建筑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并且通过《第一修正案》和《信息自由法案》这两个法案得以实现。后来的新闻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在自由主义市场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得到发表，而是谁拥有媒体，谁才拥有新闻自由。媒体有责任确保各种观点都能够得到表达、讨论。如果媒体拒绝承担这个职责，政府、机构或其它部门应该促使媒体承担这个责任。
面对全球化时代围绕新闻自由与媒体出现的上述矛盾，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责任论”：媒体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发掘真相，做一个监督社会和政府的“看家狗“。因此，各种声音都应该得到发表。任何人不仅有权发表言论，而且还应该拥有媒体来发表言论。新闻媒体的核心原则是公正。
二.记者：你是谁？
1.记者学者化：媒体的新瘟疫。打开今天的电视，一旦遇到国内外重大事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看到的不是记者从现场深入采访核实获得的信息，而是看到记者和一帮专家学者坐在那里装腔作势、喋喋不休地发表评论、分析和预测新闻的未来发展。在电视和报纸上，新闻的5个要素who, what, where, when,和why都越来越少见，更多听到的是“what if."(”如果发生了什么，会怎么样‘的猜测)。“为什么”变成了记者和专家学者们的个人意见和猜测。
专家学者访谈成立今天媒体遇到重大事件的最大风景线。一个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后，记者不是赶紧去现场采访，而是立即找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个人主观意见。由于这些专家学者的客观言论，人们就会认为媒体本身的偏见和不公正。当人们批评媒体不公正的时候，更多的不是新闻报道本身，而是新闻事件发生后，报纸和电视节目上选择的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论。这些专家学者犹如圣人坐在演播室里评论过去、预测未来。这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更多的是让读者对事件的理解越来越糊涂，而不是清晰。
本来报纸是由专门的言论版和社论办来刊登评论和分析。报纸杂志和电视的人物访谈越来越变成了记者与学者之间指点江山的文字。记者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扔掉采访本、录音机、手提电脑和手机的？他们是什么时候从记者一夜之间变成了专家学者？他们是从什么时候从公众的信息源泉变成了知识源泉？记者个人意见的表达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比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意见更为重要？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教授、《今日美国报.大众媒体专刊》副主编Joe Saltzman把记者的学者化、新闻作品的学术化刻薄第形容为“媒体的新瘟疫”。
训练有素的记者应该是在采访中认真做采访笔记，认真听取被采访者的谈话，而不是来跟被采访者展开争论的。记者的天职是清晰无误地报道新闻事实，人们并不在乎记者本人对新闻事件的个人观点和看法。记者是新闻的见证人、历史的第一稿的陈述者。正如CNN《亚洲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清华对学生讲的，记者是新闻的观察者(observer)，而不是当事人和玩家(player)。记者的基本职责是“让公众知情”。媒体上经过选择的少数专家学者的主观言论不仅不会讨好公众，反而由于公众是个混合体，这些有偏见的学者意见，常常会惹恼很多人。Joe Saltzman教授说，“我们希望有一天当我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那些装模作样的谈话节目被传统的新闻报道节目所取代。传统的新闻报道节目深入揭露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各种问题。“这种节目不带个人观点、不带讽刺挖苦、不带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报道可能对记者来讲要花好多功夫和成本，但对公众却是一个有效的滋补品。”~
2.记者的职业价值。为什么今天有越来越多的记者或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愿意当喋喋不休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而不愿意当一名手拿采访本、寡言少语的记者？主要原因是这些人没有认清记者崇高的职业价值。优秀的记者、媒体领导人应该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骄傲和满足。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事，有一种自豪感，认为记者是最崇高的职业；美国一项职业自豪感调查显示，不到75%的美国国会议员、81%的政府高级官员、92%的总统任命官员和92%的记者在向别人谈论职业的职业时，有一种自豪感。新闻记者可能不会象其它职业那样会带来高报酬，但是，美国早期的小说家霍桑曾说，他不愿意当律师，因为那要靠别人的悲哀生存；他也不愿意当医生，因为那要靠别人的病痛生存；他也不愿意当牧师，因为那要倾听别人的罪恶生存。对于霍桑来说，剩下的唯一职业就是写作。“如果你要向社会各个阶层传播你的文章、如果你要做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如果你要想抑制一个滥用职权的政府，新闻记者是这一切的开始”
当前，新闻记者学者化倾向是新闻学教育产生的误区。强调记者的学者化从本质上讲是抹杀了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的独立存在价值。新闻记者职业价值的实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种媒体的新闻记者和总编等新闻专业人员对新闻和新闻价值的界定；2)在新闻实践中，新闻编辑记者对新闻学基本原理的把握与运用；3)新闻从业人员对记者职业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新闻学和新闻记者与其它学科和职业的区别在于，新闻对公众的服务和对社会的冲击。新闻学的核心体现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价值上，即新闻记者对社会、舆论、公众、政府的影响力。新闻记者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的新闻报道，可以塑造和改变一个舆论环境，从而使一个社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变天下太平或天下打乱；4)新闻记者相信自己是监督权力和公共部门的“看家狗“或”警犬“，他们相信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将那些想要干坏事的官员变得缩手缩脚，不太敢公然胡作非为；5)新闻媒体向公众和公共政策部门政府提供可靠的信息。可靠的公共信息，如每天各类媒体必不可少的天气预报，看上去习以为常，但是在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人的性命。
有了上述对记者职业价值的认识，就会产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些动力包括：1)写作的乐趣、激情和能力；2)相信新闻事业给个人事业的发展带来光明前景；3)向公众传播和提供真实可靠信息的责任感和公心；4)充当社会的良知、社区的看家狗；5)历史的见证人。
3.记者的职业原则。由于媒体同时具备三种身份：谋利的企业、公共服务机构、社会的“看家狗”。作为一个在市场中求生存的企业，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高超的满足市场所需要的新闻采访写作编导的技能；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的“看家狗”，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个为社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国家和公众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公心。因此，一个成功的职业记者为了完成社会和公众赋予使命，他必须坚持以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原则：1)准确性原则。对事实的核实、再核实，确保报道的每一个实事都是准确的；用两个以上的信源、不用匿名信源；不发表传言、谣言，更不允许发表谎言，如法新社关于“中国访美记者团拍手称快911”的未经核实的传言报道；2)公正性原则。新闻报道中，要发表新闻当事人双方的陈述；3)通过采访发掘事实真相是新闻报道的中心环节；4)每天都要主动出击，寻找新闻，无畏惧地寻求新闻的真相；5)作为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看家狗，积极寻求公共信息的公开和政府公共部门会议的开放；6)努力为民众提供重要的公共信息；7)真实、全面、公正、无偏见地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8)具备坚实的新闻写作能力，对语言文字特别敏感；9)对身外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10)具有广博的知识；11)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特别是对细节的观察力；12)充满了创造和创新精神；13)把新闻的公正性奉为最高职业操守。
三.守门员与议程设置
在讨论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前，我们先看看2002年初西方媒体对两件国际大事的报道：
(案例1) 2002年1月，由美国支持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卡尔扎伊开始了一场从北京、华盛顿、纽约到伦敦的旋风式国际旅行。他所到之处，不仅受到了当地领导人的热情款待，而且当地媒体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但是，2002年2月1日的《纽约时报》记者MARK LANDLER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回了这样一篇报道《在国内被冷落的卡尔扎伊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
阿富汗喀布尔2月1日电——当他这个星期旋风式地完成了从华盛顿、纽约到伦敦的旋风式访问，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哈米德·卡尔扎伊赢得了当地媒体的高度赞誉。
虽然他在结束在伦敦访问的时候，受到了点冷遇——邀请更多的国际安全部队的祈求没有得到响应，托尼.布莱尔首相给了他向英国内阁发表讲话的机会，而在此之前获得过这种荣耀的唯一外国领导人是比尔.克林顿。
在他的祖国，卡尔扎伊先生的外交政绩基本无人知晓。由于没有电视或互联网，大部分阿富汗人仅仅是模糊地感觉到他好像出国了。
更为糟糕的是，他在国外享受的那些赞誉和获得的成功被阿富汗地方领导人之间重新交战蒙上了一层乌云。他任命的一个东部省份的省长这个星期被迫撤离，至少50人丧生。
今天，在交战的中心地带Gardez召开了一个会议，要求联合国和卡尔扎伊先生的政府调查。另外有人怀疑卡尔扎伊先生在他名义上控制的地方武装之间的调解能力。
"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为卡尔扎伊所激动，”《喀布尔周刊》主编Mohammed Fahim Dashti说。”但是，阿富汗人民并不给他所动。“
对于许多阿富汗人来说，44岁的卡尔扎伊先生是一个妥协的选择。挑选一个西化的部落领袖当临时政府领导人满足了美国人，也满足了多数Pashtun人。
卡尔扎伊炫耀的外部装饰——波斯人的羊皮帽、黑绿相间的披风、宽松的裤子是对当地服饰不协调的模仿，在一些阿富汗人看来是矫揉造作。
”他看上去象一个政客，“喀布尔大学社会科学学生Shah Maqsood说。”我不认为他的衣着会让普通的阿富汗人感到特别亲切。“
这些批评反映了一个长期被冷酷的极端分子和贪婪的军阀统治的人民所形成的玩世不恭。但是，也显示卡尔扎伊先生在国内并不是外国人想像得那样令人敬畏。
(案例2) 2001年圣诞节前夕，当阿富汗战争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地球的另一边，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匆匆逃离了自己的人民。用西方传媒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集体性疯狂“，“阿根迁陷入混乱”；用中国某些媒体的话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弃的国家”、“一个被政客所污的国家”、“一个被自己国民所践踏的国家”。
一个曾被誉为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样板的国家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阿根廷成了乞丐国家。国际因素是美国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政策的改变。当去年阿根廷开始出现危机症候时，美国政府一直冷淡地表示，阿根廷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据《纽约时报》报道，当阿根廷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救时，是布什总统亲自干预，阻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拨款，理由是以此向世界表明，今后再也不会有一揽子救援了。美国的态度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导致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彻底崩溃。
2002年1月9日的美联社新闻报道把阿根廷危机归咎于“国际投资者的贪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错过了时机。“《纽约时报》更是令人心惊胆战地预言，”阿根廷无需偿还债务的时间到了，外国投资者已经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
但是，10年前，当时的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在在新闻界的欢呼生在阿根廷发动一场自由市场改革运动。当时的《纽约时报》赞誉梅内姆的改革计划是“令它拉美政府嫉妒”，欢呼阿根廷是“下一个新兴经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和后来的克林顿总统都把阿根廷誉为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样板国家，媒体跟着附和起哄。《纽约时报》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经济新体制给拉美带来了巨变》。这篇报道说，“自由市场”、“开放经济”和“取消管制”成了出租车司机和劳工的日常词语。《芝加哥论坛报》把在智利和委内瑞拉大量涌现的肯塔基、比萨饼、Taco Bell的连锁广告作为经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
任何一个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料，不断高筑的外债、贸易赤字和贫穷最终将毁灭拉美的复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外国媒体在此之前这么容易轻信他言、上当受骗？美国媒体批评家在2002年2月出版的《美国展望》发表文章《为什么媒体没有预见到拉美的崩溃？》中指出，首先是因为这些外国记者总爱跟当地的精英交谈，很少采访普通百姓，更不用说采访穷人了。关于拉美经济奇迹的早期报道充满了来自外国大公司老板和当地商界人士的引语，而这些人正是这场自由市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例如，在《纽约时报》那篇《经济新体制给拉美带来了巨变》的文章结尾引用的是智利一个刚落成的滑雪场副总裁的话：“我从小做梦都想着这个项目。而今天……这就是这个国家发生变化的政局。”
阿富汗和阿根廷这两个令媒体尴尬的案例却从反面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传播学中“守门员”、“议程设置”、“合法化”这些概念的实际意义。、
1.守门员。新闻记者、编辑、总编都是新闻的守门员。他们把守新闻大门，他们通过报道什么新闻、不报道什么新闻，从而决定了读者、听众和观众读什么新闻、听什么新闻和看什么新闻。守门员还决定什么时候报道这条新闻、从什么角度报道这条新闻、主要引用的信源是谁、什么人是采访对象、各级宣传部门的官员、各个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公关部门等都是新闻的守门员，他们控制着所在政府机构、部门、公司的信息对外传播并控制着内部信源。在国内鲜为人知的卡尔扎伊为什么一夜之间成了包括中国报纸电视等媒体在内的各国媒体的明星？毫无疑问，卡尔扎伊这个新闻人物是全球媒体制造出来的。全球媒体作为全球新闻传播的守门员，通过引用国际合法信源(白宫、联合国)、选择国际公众能接受的视角，把卡尔扎伊包装成领导阿富汗走向现代文明的领袖人物。过去，人们一想到阿富汗就想到塔里班和本.拉登，而今天，人们再想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人们会想到那个头戴波斯羊皮帽、身披黑绿相间斗篷的阿富汗新领袖，尽管阿富汗老百姓认为他的服饰不协调和矫揉造作。
2.议程设置。新闻媒体的重要只能是议程设置。媒体通过报道什么、突出报道什么、什么新闻上头条，决定了什么样的事件是重要新闻，应该获得公众和政府的关注。议程设置功能还表现在不仅是告诉公众去关注什么问题或什么人，而且常常还告诉公众如何关注这些问题或什么人。当阿根廷开始市场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开放后，把阿根廷誉为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样板国家，通过肯塔基、比萨饼、麦当劳和Taco Bell的连锁广告作为其经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全球媒体对阿根廷市场自由化旗手的突出报道，使公众在关注阿根廷经济形势时，只注意其外资的增多，而完全忽视了阿根廷经济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偏差，只注重对外开放，忽视国内生产部门的结构改革，经济运转以借债和还债为轴心，国家丧失了部分经济自主权。当世界性经济萧条袭来时，在国内生产萧条、出口创汇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借新债还旧债。
在研究新闻流通和分析新闻作品的时候，还要注意新闻报道中的隐藏议程。“暗藏信息“理论的提出是对记者在稿件中暗藏的个人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批评。有的报纸除了在报道选题、叙述框架影响读者外，还要关注其文字中的潜藏信息。如果文章已经署了作者的真实姓名、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利益集团者外，这种文章可允许其大量使用这种潜藏信息文字和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但是，如果文章的作者没有标明真实身份，或者是本报记者写的稿件，我们就应该认真考察一下暗藏信息的符号和问题。这种暗藏信息和隐藏议程将损害新闻报道的平衡和公正原则。例如，国内的一家报纸就阿根廷危机发表了新闻述评《激情阿根廷悲情阿根廷》，文章不分析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根源在那里，作者反而是充满了个人感情地指责这场危机是“那些热衷于探戈与示威、迷恋马拉多纳与博尔赫斯的激情国民”，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
对于这类带有记者个人偏见的潜藏信息，我们可以用以下简单的鉴别方法把它们找出来：1)给某种人、思想或利益集团以某种保护的暗示；2)暗示给某种人特别优待，如来自美国的发明就是比中国的发明先进，来自农村的一定比城市的朴实；3)对过去的留恋，对新生事物的恐惧；4)对新生事物的过分乐观，如对全球化和加入WTO；5)反叛现有体制。暗示现有体制的不公平、政府一无是处；6)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对一切都不屑一顾；6)一切朝钱看。金钱是万能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7)宣扬宿命论，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
3.合法化或正名功能。从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媒体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媒体的新闻报道对个人、组织、机构、思想、观念有一种合法化或正名的力量。由于卡尔扎伊作为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出现在CNN的屏幕上，他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他就是合法的阿富汗领袖。如果一个人作为一个专家出现在电视里讨论一个问题，就会在一般大众中加强他的权威性。电视通常不会请一个没有名望、不重要的或公众不认可的人物来发表评论。电视决不会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一个不重要的人物、讨论不重要的问题或思想观念。媒体的合法化和正名功能促使记者在选择信源、采访对象的时候特别谨慎。比如，美国主流媒体通常不会引用一个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人物或组织的话来评论新闻事件。引用的信源要求政治上的正确和合法。
四.受众行为与传播障碍
虽然卡尔扎伊在联合国大厦、在白宫、在唐宁街、在中南海、在全球媒体上、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获得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和赞誉，但是，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描绘的，“卡尔扎伊炫耀的外部装饰——波斯人的羊皮帽、黑绿相间的披风、宽松的裤子是对当地服饰不协调的模仿，在一些阿富汗人看来是矫揉造作。“”他看上去象一个政客，“喀布尔大学社会科学学生Shah Maqsood说。”我不认为他的衣着会让普通的阿富汗人感到特别亲切。“卡尔扎伊的形象在塑造和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不同效果？这就是本节讨论的问题：受众行为与传播障碍。
1.感知扭曲(perceptual distortion)。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年龄、性别等的方面的差异，电视或报纸报道的同一条新闻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传播学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对新闻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所造成的。在接受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仅从文字和符号的所贴的标签、特定意义或外延(denotative)去直接理解某个事件、人物、国家、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受众还根据他们个人的经验、价值观、文化、信仰、观点和态度等等去理解和想像这些文字和符号的言外之意(connotative)，即内涵。这种言外之意包括单词字面意思之外的意义、思想、属性等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新华社、人民日报、法轮功、西藏、达赖、台湾等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内涵。
“新华社”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信息总汇，是最合法的信息源任何新闻经过新华社报道出去就具有了权威性和真实可靠性。但依据美国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illegitimate source),是宣传机构，不是新闻机构。因此，西方媒体有时在引用某个中国官员的话时，为了在读者心目中降低这个官员的可信性，特别强调“这是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或“据国家电视台CCTV报道”、或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道”。
2.认知杂音(cognative dissonance)。当读者读到或听到的新闻与往常读者心理上能够内心安适坦然接受的信息发生了冲突，读者的大脑就会通过拒绝这种“信息杂音”或修正这种杂音，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比如，中国对法轮功的批判在美国公众耳目里产生的是一种认知杂音，很难说服他们对这种批判声音的认同和接受。认知杂音多半是语义上的误读。因此，要通过精良的新闻写作来消除不和谐之音。再如，一个狂热的自由市场鼓吹者或是一个自由市场改革的受益者会把那些把阿根廷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改革失败的新闻报道当成杂音，而不予理会。
3.个体差异。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经历影响受众对传播者和他们传播内容的感知。因此，信源的可信性和问题性新闻的报道(issues-oriented stories)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比如，1998年6月，当法轮功练习者围绕何祚庥院士家庭的时候，《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以采访了何祚庥和围扰北京电视台的法轮功练习者。在报道中，《华盛顿邮报》客观地报道了何祚庥个人及家庭受法轮功练习者骚扰的情况，并指法轮功为“cult”(邪教)。由于《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公众的合法信源，就不会在美国公众中产生杂音。而后来《人民日报》批判法轮功的时候，由于对信源的偏见，美国公众认为这是一种杂音。再则，性别也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比如，电视上的同一条新闻会给男女观众留下不同的印象。女性观众更观众电视报道中的软性内容，比如视觉细节，特别是背景画面；男性观众可能会记住电视报道中的事实性细节，而不是背景画面。
4.社会控制与排斥。人们常常生活在社会的各类圈子里，这种社会圈子有时候严重控制着人们对新闻报道的理解。无论媒体轰炸有多么猛烈，他们只相信圈内成员对新闻事件的分析与结论。比如，尽管各类媒体发动了强大的批判攻势，法轮功练习者对传媒宣传无动于衷，完全与社会隔离，拒绝大众媒体的宣传。再如，很多人把阿富汗极端宗教主义的强盛归咎与这个国家没有现代文明设施，如没有电视或互联网。但是，在未来即使电视和互联网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普及，但是由于社会控制和排斥，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全球媒体带来的西方价值宣传也不一定能够象许多中国人这样敞开胸怀去拥抱。
5.新闻接受的选择过程。由于媒体的出口越来越多，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都在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受众接受新闻的过程包括下面几步：1)选择性关注；2)选择性感知；3)选择性记忆。读者在报纸上获得新闻是一种偶然的和突发的行为，但是最终读者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关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由于人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大中媒介环境中读到、听到和看到所有的东西，人们只是选择那些对他们有兴趣或有帮助的信息；由于人们不可能记住一切事情，人们只记住那些对他们重要的信息。人们经过选择保留下来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扭曲的。人们最后“记忆下来的或下意识修改后的记忆是那些强化我们的信仰和态度或消除认知杂音的事件或事实。“因此，美国媒体在中国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政治出发。如，总喜欢在涉华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占领下的西藏“、”自由的主权国家台湾“。
6.脸谱化形象或好莱坞化。所谓脸谱化形象是受众在脑海里再现现实世界时，出现的简单化形象或画面。比如，大部分美国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想到共产党，就想到美国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学校课本上出现的“共产党魔王“，如斯大林、毛泽东、大跃进、文革、反右；一想到中国的现政府，就想到89天安门，一个黑白分明的凝固的天安门画面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代表；一想到人权，就想到李宏志、达赖。新闻报道的脸谱化虽然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灰色的中国黑白分明化，但是，对于被动的、“弱智的“大众媒体受众却是十分有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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