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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投资者的贪婪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错过了时机。“《纽约时报》更是令人心惊胆战地预言,”阿根廷无需偿还债务的时间到了,外国投资者已经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
但是,10年前,当时的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在在新闻界的欢呼生在阿根廷发动一场自由市场改革运动。当时的《纽约时报》赞誉梅内姆的改革计划是“令它拉美政府嫉妒”,欢呼阿根廷是“下一个新兴经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当时的老布什总统和后来的克林顿总统都把阿根廷誉为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样板国家,媒体跟着附和起哄。《纽约时报》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经济新体制给拉美带来了巨变》。这篇报道说,“自由市场”、“开放经济”和“取消管制”成了出租车司机和劳工的日常词语。《芝加哥论坛报》把在智利和委内瑞拉大量涌现的肯塔基、比萨饼、Taco Bell的连锁广告作为经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
任何一个有一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预料,不断高筑的外债、贸易赤字和贫穷最终将毁灭拉美的复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外国媒体在此之前这么容易轻信他言、上当受骗?美国媒体批评家在2002年2月出版的《美国展望》发表文章《为什么媒体没有预见到拉美的崩溃?》中指出,首先是因为这些外国记者总爱跟当地的精英交谈,很少采访普通百姓,更不用说采访穷人了。关于拉美经济奇迹的早期报道充满了来自外国大公司老板和当地商界人士的引语,而这些人正是这场自由市场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例如,在《纽约时报》那篇《经济新体制给拉美带来了巨变》的文章结尾引用的是智利一个刚落成的滑雪场副总裁的话:“我从小做梦都想着这个项目。而今天……这就是这个国家发生变化的政局。”
阿富汗和阿根廷这两个令媒体尴尬的案例却从反面帮助我们理解新闻传播学中“守门员”、“议程设置”、“合法化”这些概念的实际意义。、
1.守门员。新闻记者、编辑、总编都是新闻的守门员。他们把守新闻大门,他们通过报道什么新闻、不报道什么新闻,从而决定了读者、听众和观众读什么新闻、听什么新闻和看什么新闻。守门员还决定什么时候报道这条新闻、从什么角度报道这条新闻、主要引用的信源是谁、什么人是采访对象、各级宣传部门的官员、各个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公关部门等都是新闻的守门员,他们控制着所在政府机构、部门、公司的信息对外传播并控制着内部信源。在国内鲜为人知的卡尔扎伊为什么一夜之间成了包括中国报纸电视等媒体在内的各国媒体的明星?毫无疑问,卡尔扎伊这个新闻人物是全球媒体制造出来的。全球媒体作为全球新闻传播的守门员,通过引用国际合法信源(白宫、联合国)、选择国际公众能接受的视角,把卡尔扎伊包装成领导阿富汗走向现代文明的领袖人物。过去,人们一想到阿富汗就想到塔里班和本.拉登,而今天,人们再想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人们会想到那个头戴波斯羊皮帽、身披黑绿相间斗篷的阿富汗新领袖,尽管阿富汗老百姓认为他的服饰不协调和矫揉造作。
2.议程设置。新闻媒体的重要只能是议程设置。媒体通过报道什么、突出报道什么、什么新闻上头条,决定了什么样的事件是重要新闻,应该获得公众和政府的关注。议程设置功能还表现在不仅是告诉公众去关注什么问题或什么人,而且常常还告诉公众如何关注这些问题或什么人。当阿根廷开始市场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开放后,把阿根廷誉为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样板国家,通过肯塔基、比萨饼、麦当劳和Taco Bell的连锁广告作为其经济开放和进步的标志。全球媒体对阿根廷市场自由化旗手的突出报道,使公众在关注阿根廷经济形势时,只注意其外资的增多,而完全忽视了阿根廷经济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偏差,只注重对外开放,忽视国内生产部门的结构改革,经济运转以借债和还债为轴心,国家丧失了部分经济自主权。当世界性经济萧条袭来时,在国内生产萧条、出口创汇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借新债还旧债。
在研究新闻流通和分析新闻作品的时候,还要注意新闻报道中的隐藏议程。“暗藏信息“理论的提出是对记者在稿件中暗藏的个人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批评。有的报纸除了在报道选题、叙述框架影响读者外,还要关注其文字中的潜藏信息。如果文章已经署了作者的真实姓名、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利益集团者外,这种文章可允许其大量使用这种潜藏信息文字和符号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但是,如果文章的作者没有标明真实身份,或者是本报记者写的稿件,我们就应该认真考察一下暗藏信息的符号和问题。这种暗藏信息和隐藏议程将损害新闻报道的平衡和公正原则。例如,国内的一家报纸就阿根廷危机发表了新闻述评《激情阿根廷悲情阿根廷》,文章不分析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根源在那里,作者反而是充满了个人感情地指责这场危机是“那些热衷于探戈与示威、迷恋马拉多纳与博尔赫斯的激情国民”,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
对于这类带有记者个人偏见的潜藏信息,我们可以用以下简单的鉴别方法把它们找出来:1)给某种人、思想或利益集团以某种保护的暗示;2)暗示给某种人特别优待,如来自美国的发明就是比中国的发明先进,来自农村的一定比城市的朴实;3)对过去的留恋,对新生事物的恐惧;4)对新生事物的过分乐观,如对全球化和加入WTO;5)反叛现有体制。暗示现有体制的不公平、政府一无是处;6)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对一切都不屑一顾;6)一切朝钱看。金钱是万能的,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7)宣扬宿命论,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等。
3.合法化或正名功能。从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媒体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媒体的新闻报道对个人、组织、机构、思想、观念有一种合法化或正名的力量。由于卡尔扎伊作为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出现在CNN的屏幕上,他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他就是合法的阿富汗领袖。如果一个人作为一个专家出现在电视里讨论一个问题,就会在一般大众中加强他的权威性。电视通常不会请一个没有名望、不重要的或公众不认可的人物来发表评论。电视决不会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一个不重要的人物、讨论不重要的问题或思想观念。媒体的合法化和正名功能促使记者在选择信源、采访对象的时候特别谨慎。比如,美国主流媒体通常不会引用一个被认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人物或组织的话来评论新闻事件。引用的信源要求政治上的正确和合法。
四.受众行为与传播障碍
虽然卡尔扎伊在联合国大厦、在白宫、在唐宁街、在中南海、在全球媒体上、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获得了隆重热烈的欢迎和赞誉,但是,如《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描绘的,“卡尔扎伊炫耀的外部装饰——波斯人的羊皮帽、黑绿相间的披风、宽松的裤子是对当地服饰不协调的模仿,在一些阿富汗人看来是矫揉造作。“”他看上去象一个政客,“喀布尔大学社会科学学生Shah Maqsood说。”我不认为他的衣着会让普通的阿富汗人感到特别亲切。“卡尔扎伊的形象在塑造和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不同效果?这就是本节讨论的问题:受众行为与传播障碍。
1.感知扭曲(perceptual distortion)。由于宗教、文化、民族、国籍、年龄、性别等的方面的差异,电视或报纸报道的同一条新闻常常会在不同的读者或电视观众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与受众接受和最终感知的或理解的信息常常是两码事。传播学研究发现,造成这种对新闻接受和理解的差异是由构成新闻的文字和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所造成的。在接受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仅从文字和符号的所贴的标签、特定意义或外延(denotative)去直接理解某个事件、人物、国家、宗教、文化、观念和思想,受众还根据他们个人的经验、价值观、文化、信仰、观点和态度等等去理解和想像这些文字和符号的言外之意(connotative),即内涵。这种言外之意包括单词字面意思之外的意义、思想、属性等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主义、新华社、人民日报、法轮功、西藏、达赖、台湾等对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内涵。
“新华社”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是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信息总汇,是最合法的信息源任何新闻经过新华社报道出去就具有了权威性和真实可靠性。但依据美国人的立场和价值观判断,国家或政府出钱办的媒体属于“非法信源”(illegitimate source),是宣传机构,不是新闻机构。因此,西方媒体有时在引用某个中国官员的话时,为了在读者心目中降低这个官员的可信性,特别强调“这是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或“据国家电视台CCTV报道”、或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报道”。
2.认知杂音(cognative dissonance)。当读者读到或听到的新闻与往常读者心理上能够内心安适坦然接受的信息发生了冲突,读者的大脑就会通过拒绝这种“信息杂音”或修正这种杂音,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比如,中国对法轮功的批判在美国公众耳目里产生的是一种认知杂音,很难说服他们对这种批判声音的认同和接受。认知杂音多半是语义上的误读。因此,要通过精良的新闻写作来消除不和谐之音。再如,一个狂热的自由市场鼓吹者或是一个自由市场改革的受益者会把那些把阿根廷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改革失败的新闻报道当成杂音,而不予理会。
3.个体差异。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个人经历影响受众对传播者和他们传播内容的感知。因此,信源的可信性和问题性新闻的报道(issues-oriented stories)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比如,1998年6月,当法轮功练习者围绕何祚庥院士家庭的时候,《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以采访了何祚庥和围扰北京电视台的法轮功练习者。在报道中,《华盛顿邮报》客观地报道了何祚庥个人及家庭受法轮功练习者骚扰的情况,并指法轮功为“cult”(邪教)。由于《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公众的合法信源,就不会在美国公众中产生杂音。而后来《人民日报》批判法轮功的时候,由于对信源的偏见,美国公众认为这是一种杂音。再则,性别也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比如,电视上的同一条新闻会给男女观众留下不同的印象。女性观众更观众电视报道中的软性内容,比如视觉细节,特别是背景画面;男性观众可能会记住电视报道中的事实性细节,而不是背景画面。
4.社会控制与排斥。人们常常生活在社会的各类圈子里,这种社会圈子有时候严重控制着人们对新闻报道的理解。无论媒体轰炸有多么猛烈,他们只相信圈内成员对新闻事件的分析与结论。比如,尽管各类媒体发动了强大的批判攻势,法轮功练习者对传媒宣传无动于衷,完全与社会隔离,拒绝大众媒体的宣传。再如,很多人把阿富汗极端宗教主义的强盛归咎与这个国家没有现代文明设施,如没有电视或互联网。但是,在未来即使电视和互联网在这个国家获得了普及,但是由于社会控制和排斥,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全球媒体带来的西方价值宣传也不一定能够象许多中国人这样敞开胸怀去拥抱。
5.新闻接受的选择过程。由于媒体的出口越来越多,媒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都在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因此,受众接受新闻的过程包括下面几步:1)选择性关注;2)选择性感知;3)选择性记忆。读者在报纸上获得新闻是一种偶然的和突发的行为,但是最终读者是根据自己的选择决定关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由于人们不可能在我们的大中媒介环境中读到、听到和看到所有的东西,人们只是选择那些对他们有兴趣或有帮助的信息;由于人们不可能记住一切事情,人们只记住那些对他们重要的信息。人们经过选择保留下来的记忆是很容易被扭曲的。人们最后“记忆下来的或下意识修改后的记忆是那些强化我们的信仰和态度或消除认知杂音的事件或事实。“因此,美国媒体在中国的选题和报道中,常常是泛意识形态,一切从政治出发。如,总喜欢在涉华报道中,加那些意识形态符号,”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府“、”中国占领下的西藏“、”自由的主权国家台湾“。
6.脸谱化形象或好莱坞化。所谓脸谱化形象是受众在脑海里再现现实世界时,出现的简单化形象或画面。比如,大部分美国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那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一想到共产党,就想到美国电影、电视、报刊杂志和学校课本上出现的“共产党魔王“,如斯大林、毛泽东、大跃进、文革、反右;一想到中国的现政府,就想到89天安门,一个黑白分明的凝固的天安门画面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环境的代表;一想到人权,就想到李宏志、达赖。新闻报道的脸谱化虽然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灰色的中国黑白分明化,但是,对于被动的、“弱智的“大众媒体受众却是十分有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传播专家们在包装卡尔扎伊的时候,仍然使用脸谱化的方法——“波斯人的羊皮帽、黑绿相间的披风、宽松的裤子”
7.价值与世界观的培育作用。媒体研究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与他们接触的媒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每天花大量事件看新闻或谈话节目的人,电视报道的新闻成了他认定的现实世界、谈话节目的话题成了他认定的社会重要话题。比如,读者从报纸上每天读到政府贪官的新闻,就会认为这个国家的政府上上下下腐败透顶。
8.少数人的沉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媒体上宣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是,与主流媒体上的主流价值观和世界观持不同意见政见的少数人因不愿被大多数人视为另类而被孤立,只好把他们的观点和态度藏匿起来。随着这些非主流的观点从公共讨论中撤出,剩下来的多数人意见会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传播和全球媒体的形成和强大,全球媒体的声音成了全球的声音,成了国际社会的声音。与这种全球媒体声音不符的信息将被视为非法和异端。为了不被视为全球化传播的落伍者,人们或者加入这个全球媒体的主流声音,或者保持沉默。例如,在阿富汗战争报道中,中国的大部分报纸的话题、话语、信源、议程、框架基本是照搬全球媒体的。任何不入流的话语,如,“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上什么?“、”为什么美国总是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阿富汗战争究竟有多少平民百姓伤亡?“这类问题是没有人敢在媒体上提出,更罕有人勇敢地去调查和回答。
讨论上述新闻接受行为,是为了帮助记者在新闻选题、采访、报道中避免在受众中产生认知杂音,使自己报道的新闻内容不被读者或观众的新闻接受的选择过程过滤掉。
五.新闻学核心原理:公正性
1.什么是新闻的公正性?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过去一百多年里,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传播的技术手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采用的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动电视、网页、手机、PDA等各种形式,人们每天仍然在问:这条新闻报道公正吗?
什么是新闻的公正性?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记者和读者对公正性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读者期望记者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过程中,能采取一种专业化操作方式,能从公众的利益和视角架构新闻,而不是从记者个人的偏好出发。由于个人对每个新闻事件的感知是有差异的,再加上个人的偏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存客观的新闻报道是不存在的。但是新闻报道应当尽量最求客观的、真实的、准确的和公正的。
新闻不公正性包括:事实的不准确、不完整、不全面、不深入、没有解释、没有背景、没有语境。此外,新闻的事先策划、拒绝报道某件新闻、拒绝更正失实报道、记者采访报道过程的傲慢无礼、报道传言、报道谎言、不核实事实、无信源报道、匿名信源、煽情、渲染暴力、侵犯隐私等等。不久前,由美国“自由论坛”发表的《公正新闻学》一书中指出报纸常常出现的九大不公正现象:1)报纸把事实搞错;2)报纸拒绝认错;3)报纸拒绝透露新闻源;4)报纸雇用了无知、浅薄或不合格的记者;5)报纸喜欢墙倒众人推、以攻击弱者为乐;6)报纸集中报道负面新闻;7)报纸缺乏多元的、多样化的报道和言论;8)报纸把编辑记者个人的意见掺杂在新闻报道中;9)报纸不愿承认:新闻并不是每天头发生。
2.新闻公正性公式。美国自由论坛主席Charles L. Overby提出了“新闻公正性公式“:
A + B + C + D + E = F
准确+平衡+全面+客观+伦理=公正
(Accuracy+Balance+Completeness+Detachment+Ethics=Fairness)
3.中国媒体面临的不公正性问题。依据新闻公正性原则,让我们最后简单地讨论以下今天中国各类新闻媒体存在的问题。
报纸所表达的言论应该主要代表谁的意愿?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意见?还是大公司,特别是那些在报纸版面上购买广告版面的广告商的意见?民主的原则是既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时也保护少数人发表意见的空间。那么,那些代表跨过公司利益的言论究竟是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见?还是代表了少数人的边缘意见?一个有质量和公正的报纸在中国社会向复杂的多元社会和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要起到一种对各种权势、商业势力、政府和非政府利益集团的制衡作用。社会给媒体的使命是监督社会。社会之所以赋予它这种使命,因为媒体的立场是代表广大公众的、无偏见的。那么,谁来监督媒体无偏见地完成其监督社会、制衡各种权势集团的使命?批评媒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选题和报道的内容分析,如看看引用某种价值趋向的学者文章数量?支持跨过公司的文章数量?批评跨过公司的文章文章数量?站在企业家立场说话的文章数量?站在普通工人立场说话的文章数量?在德国汽车被砸事件采取的立场?倾向德国大公司的文章数量?倾向砸车人的文章数量?倾向迎合本报广大读者意见的文章数量?以党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报纸(包括这些报纸办的子报)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为受广大的受压迫者和穷苦大众百姓说话。因而在实践中,这类媒体出现了以下这些问题:1)太多的煽情报道,过分追求新闻的娱乐化和阅读率;不承认:并不是每天都有911发生;2)太多的负面报道。太多的负面报道也反应了编辑记者或报纸的主编的偏见。他们太关注冲突、失败和坏事,而不注意报道和解释事件的正面发展、成功和好人好事。特别是我们的媒体今天越来越关注社会中的坏人、坏事,而不注意到我们的社区里广大公民都是善良的群众,这些普通人在求生中表现出来的成功故事。如果报道成功者,我们的媒体关注的是那些富有的成功者。也就是说,你越有钱,媒体越关注你,你就更加有钱(如比尔.盖茨);3)太多的主观色彩。特别是在报纸的言论中,那些专栏作者总是以教师爷的口吻说话,抢先站在道德高地上,他们的文章读起来常常带有一种精英阶层常具备的那种傲慢与偏见;4)急于下结论。媒体在许多事件中,在没有通过深入采访获得事实真相前,编辑记者越来越急于下结论、做判断;5)报道片面。有些报道中的结论和言论并没有充分和公正地反应整个社区的民意。
如果我们的记者不坚持新闻的公正性原则、不坚持为最广大的公众利益服务、不坚持新闻报道的专业化、不在新闻采访写作上下大功夫,新闻报道质量将会持续下降。我们的媒体上将会大量充斥这不经核实的事实、记者和作者轻易下的结论、不公正的批评和浅薄的解释等等。这类低质量的媒体和新闻报道最终将严重影响媒体的公信度。
(本文为《新闻学核心》第一章原稿,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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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udents don't understand democracy? Look to journalism education,Clearing House, Jan/Feb96, Vol. 69 Issue 3, David L. Mart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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