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之至！直到2005年12月14日下午14:00左右我才收到这一“快件”。可是，这一“快件”明确显示，并不是记者刘天时所许诺的将在12月12日，亦即星期一所寄出的函件，而是在13日的再度催要之下，才在2005年12月14日上午9:30分寄出“快件”！

 　　略为翻阅一下，立即发现一条足以证明记者刘天时制作假新闻铁证一则。

 　　记者刘天时这次在“专访”中，换了另一个标题：《一个批判者的自我辩词:对话何祚庥》，刊登在2005年第25期的第23页上，署名是“本刊记者刘天时发自北京”。

 　　这一署名的特点是：没有标明此专访稿是否经过何祚庥审阅！不要以为这是记者刘天时无意的疏忽，因为标明了“未经本人审阅”，就意味着这一报导将由她负全部责任。刘天时的稿子当然要《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们的审阅，如果记者刘天时的署名，没有写上“未经何祚
庥审阅”的话，总编辑们当然有责任及时提醒刘天时署上“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所以，记者刘天时发表一个“未经本人审阅”的稿子，却不标明此稿未经本人“审阅”，这只能说明这一署名方式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刘天时和总编们的“合谋”。
 
　　注意到我在《揭露伪新闻??〈南方人物周刊〉又一次作了背离诚信原则的报导》的文章中曾两次提到《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的所作所为：一是，要求记者刘天时回去“请示一下你们总编辑”；二是，刘天时告诉我“我们本来是打算下一期采用的，现在是总编说要提前在这一期发稿，所以就来不及给你看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记者刘天时和总编们的“合谋”！
 
　　我这里还将提供一个“铁证”。那就是在这一期，亦即第25期《南方人物周刊》的第32页上，还登载了一篇由记者徐振江对学者司马南的一个“电话采访”。这一采访标题是《何祚庥特别注意证据》，署名是司马南。但是在这一短文的结尾，却特别注上“实习记者徐振江根据
电话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为什么记者徐振江要特别署名上司马南的名字，并且又注上这是“徐振江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的字样呢？这是因为：第一，这一短文里所说的意思均是司马南的讲话，记者徐振江只是整理，而且力求“整理”符合司马南的原意；第二，也许在整理中会有所“失误”，所以在署名的注释上又写上“未经本人审间”，以示他对这一“整理”负全部责任。
 
　　需要评述的是：这位记者的署名以及所加的评注，完全符合新闻报道的规范，是一位合格的记者，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记者，虽然这位记者在职位上是一位“实习记者”，也许尚未拿到《南方人物周刊》的长期聘任的合同！
 
　　但是，连“实习”记者都懂得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而《南方人物周刊》的“正式”记者刘天时竟然不懂？！不能说《南方人物周刊》的总编们也不懂得有关署名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因为总编们还是让“实习记者”徐振江署上“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这就产生一个运作规范上的“双重标准”的问题。为什么对司马南的电话采访要署上“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而对何祚庥的“专访”却力图回避何祚庥的“审阅”。一再避免把文稿及时发给何祚庥，但在署名时却故意不注明“是否经过本人审阅”。这充分表明，所谓“追问何祚庥??科学家？哲学家？反伪斗士”的报导，完全是《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和记者刘天时的“合谋”。

 　　既然是“合谋”，所以我赞成在“不良记者名单”中还要列上《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辑的名字。注意到《南方人物周刊》的总编们共有4位；其名单是：主编( 刘建明）；副主编( 徐列，杨子，万静波）。未必所有的总编们都卷入这场“合谋”。所以，只好把各位先生一并列出，请“合谋”者自动“对号入座”，以免波及无辜！
 
　　为什么记者刘天时一再拖延将2005年第25期有何祚庥“专访”的《南方人物周刊》转送给我？一句话：做贼心虚！
 
　　其实，2005年12月12日，亦即星期一，《南方人物周刊》已经在北京书刊市场上出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