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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一篇《追问何祚庥》的访谈，我读后有所想。
作为记者，与何祚庥先生曾有过几次正面和侧面接触。去年在郑州采访，一天在宾馆无意中收到了湖南卫视播出的何祚庥先生与一位美学家的现场对话节目。对话大约两小时，作为记者，我无权对这场对话双方裁判伯仲（记者的职业要求，尤其是对专业知识，绝对没有裁判权），而作为一个私我，当时我对何先生又多了一份了解和崇敬：到底是哲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逻辑严谨，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是一位物理学家或者根本不认识他，你对那场美学对话的基本印象必然是：一场各具千秋的专业对话。
作为一名院士，这几年何先生的媒体曝光率较高，这不免引起多方、多类“话语”。在一个小型学术会议上，笔者听到过一位青年教授的不平：“（何祚庥）他这几年曝光率够高的了，也该轮到咱们了。”
何祚庥之所以成为公众人物，是因为他院士的头衔加上“爱讲话、爱就公共事务发言”（《追问何祚庥》），他之所以成为“复杂的何祚庥”，原因之一是“您虽然学自然科学出身，但是您似乎一直和政治离得很近。”（《追问何祚庥》）
何祚庥确实爱说话，且是爱说直话，被南方人物周刊集纳的何祚庥话题就有：能源，大自然，阴阳五行，太阳能，克隆，风力发电，夸克粒子，易经，磁悬浮列车，暗物质，教育考试，旅游维权，中国股市，电动车，未来猜想，社会结构调整，三个代表，国家大剧院，轿车私有，批梁思成，战****。
21项之多，但据笔者略作思索，至少还有以下几项可作补充：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推荐昆曲《十五贯》，金庸小说，京剧（他认为京剧要创新，不能总唱《坐宫》）。
如此广泛的话题，谁都会不解和质疑：“不要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可以包治百病包打天下。”你何某人有多大本事！
这样的质疑令人无奈。世上没有万能人和世上没有永动机其实是一个理。上述话题加上笔者的补充，充其量也不足30项，离“百病”远矣，不能治“百病”就难道绝对不能治三分之一的“百病”？
笔者想起了一件往事：文革中的“犯罪分子”，一段时间要交由群众讨论判什么刑。结果一位农民用调侃的语气说：“判他八十年！”此语一出，责难纷至。除了从政治上上纲说“没有阶级立场”外，更有一条天经地义的“真理”：“他都40多岁了，还能活八十年吗！简直是胡说八道！”
人不能活120多岁，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逻辑。依据这个逻辑，人们很心服的理解为什么中国刑法中的最高刑期为二十年。中国人自信地笑话西方一些国家刑罚可以判几百年的愚蠢法律。
改革开放了，民族的理性和智慧得到升华，人能活到120多岁不再是虚妄。但这一历史的升华在相当人群中并无启迪，不知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西方某些国家将刑期不予限制，其理当否？
当。刑期与寿命相行相论，从理论上讲，哪个上帝规定了人只能活多少岁？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今天的全球人均寿命不就是明显高于上个世纪吗？
如果某些专家、学者、记者还存有“判他80年”为无知，那么，凭逻辑他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对何祚庥提出诘责：你只是一个院士，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怎么可能懂得几十个话题？怎么可能？
人不能懂得很多，也不可能懂得很多（当然，“很多”是相对的）。可具体到何祚庥，可你到公墓去看看，有多少人很年轻就病逝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同样是78岁，周恩来先生让举国泣别，而何祚庥还能抬腿健身，他能“精神很好，说话声音确实很大”（《追问何祚庥》）。
是否评院士只能有一项专长？或者说，凭上院士后只允许你拥有一项专长？何祚庥曾说过，科学家不一定都像陈景润。何的个案在于他一是理论物理学家，一是哲学家，这二者相通出在一个“理”字。弄通了事物之理，就拥有了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加上责任感和良知，自然可以无私地去“话语”。这有什么不应该？何祚庥精力过人，敢说话，这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何罪之有？怀璧耳。只要旗帜鲜明，就难免有过激之处。过激伤人总比阴招损人来的磊落。其实，公平的思考应该是：只有在传统的处世之道和价值认同上，才会“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理性的诘责应该是，先对何祚庥先生的几十个话题槔啵河写靠蒲У模缮缁嵩鹑胃校屑际醪忝娴模猩缁峄频牡鹊取Ｔ傥剩谡庑┗疤庵校墓鄣隳男┦潜欢嗍私邮艿模男┦潜皇导ざ曰蛑ご淼摹Ｒ膊环两氖Х趾偷梅肿饕涣炕员取?nbsp;
对与错，有时很难找到公认的标准。试想，花几十个亿修国家大剧院，今天看到的是面子工程还是发展要务？上千万的下岗工人，上亿的贫困农民，这种国计民生不大不小之事，怎么可以因为何祚庥是院士，建剧院非他专业领域事而指责他“爱说话”呢？
何祚庥已成出头之鸟，被他的几十个话题反对、披露、批判过的人，至少就有几十个人想整倒他。
一人之谔谔与众人之谔谔，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中屡屡发生的活剧。历史的每一步进程中都会有时代的良心之士发出不谐和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以“世风日下，物欲横流，腐败猖獗”来描述并不过分。人们在迷惘中从社会的各个角落寻找“净土”和“圣人”，而同样承担这一道义的媒体，却屡有错位和失位。不求良知，只求轰动，这是现今某些媒体的失态。
我知道“有杂志以何祚庥作封面”后，在报摊买到了一份，认真一字不漏地读了两遍。两个字概括我的读后感受：惊恐。
《南方人物周刊》第25期出版日期是12月14日，我20日还能在报摊上买到，可见销售不火。
《追问何祚庥》是这期杂志的主打，不仅封面标题字号昭告了这一点，从14个页面的分量看，也足见编辑之“重磅”。
“追问何祚庥”，这是一个无主句。这种句式的最大特色是能用于做口号、标语，如硬加上主语，如“环保人士追问何祚庥”，就既无煽动力，又无编辑、记者的赤膊之态。可从新闻角度看，加上主语后，就是一个陈述句，一个客观的表述（当然，“追问”一词也足见编者是深谙春秋笔法的，但毕竟在一个陈述句的合理架构中）。
再通读报道。这是一篇组合报道，是新闻题材中最高层次的编者心语。从《复杂的何祚庥》到《一个批判者的自我辩词》直到资料集纳及点题之作《“科学狂禅”可以休矣》，不难看出，所谓“追问”，这一行为的发出者只是记者刘天时和他的编辑们（包括摄影师娄林伟）。刘天时一行人中大约没有院士和自然科学家，所以，对“追问”的合理追问就是：这“追问”是为民立言，是为那些受过何祚庥批判的专家（不含官方）立言，或曰打抱不平。
错位了。何祚庥树“敌”甚多，“敌”们完全有能力直接与何过招，不排除“辱骂”，如果何在论战中确实借了官方之力，“敌”们何妨以何为“师”？关于科学领域内的是非，尽可双方设擂，对于非科学而又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如大剧院、矿难），论辩双方公平出招，而不必问出身。（其实，即使如大剧院、矿难之类问题，理性的思考和寻求解决之道，都只能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之中。平常说到科学，一般只顾及自然科学）。
作为媒体，只能尽可能客观地报道论辩的过程，不应像娄林伟先生那样“杀将进来”。娄先生在采访当时，任务是摄影，做图片，现场景。当然也可以“杀将进来”，但那是私我与私我的交流，一旦把“杀将进来”的交流也作为新闻，这就失风范了，违规了。娄林伟先生“激愤地插话，打断采访，颇有一番争执”（刘天时：《一个批判者的自我辩词》），其内容显然不是预先采访提纲中的话题。娄先生之横刀跃马失当处显见。而报道中披露这种跃马横刀，更失新闻从业之规范——关于此点，笔者不会妄加猜测是刘、娄事前之预谋。为人要厚道，不要阴暗。
如果说娄的跃马横刀是因话题而势之所至，“良心”所至的话，那么见诸文字的“鼓吹”一词，就把记者的为“敌”们代言的身份昭示无疑。（“鼓吹”的话境为“何祚庥大力鼓吹磁悬浮列车的优越性。”是文中插图的说明词。）
新闻记者一旦明确无误地表明自己为当事方某方的代言者，那么，新闻的真实性就丧失殆尽。这是笔者以记者角色来解读《追问何祚庥》一文的结论。
笔者更为同行刘天时蒙羞：看来天时兄从业经历有限，记者的愤激与褒贬很容易被感受，此乃记者之大忌。而且刘天时仁兄的逻辑软肋也让人窃笑，如P28页提问：“您不适合做官，但似乎您很少和官方立场发生分歧。”
这是个转折句式，稍作解析：“您不适合做官，自诩不是官场中人，就不该和官方立场一致，但从您打假的言论来看，您的立场又和官方立场很相似。这能说明什么？”笔者读《追问何祚庥》一组报道之所以有“惊恐”二字的深刻感受，是为刘天时兄们的构陷本领所震撼。
先给你自设一个前提，然后硬以妄想把你按进这个前提中，再做逻辑推断。文革中康生的名言：“我看你像特务。”于是依据“像”去找你的言行，最后定你为特务。不需证明，不需道理。这就叫构陷。
天时兄先自我设定“不做官的人就应该和官方立场分歧对立”，而何不做官，却与官方立场很少发生分歧，这就该声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在世风日下，腐败猖獗的今天，如有人做街头随机调查，我想，和“官方立场发生分歧”者毕竟还是少数。那么按天时兄的逻辑，是否众人皆失德了呢？
如果天时兄是文革过来人，那么此种构陷技巧尚有师从。如果天时兄不是过来人，这就让人心惊，这种构陷之能事可以无师自通！那就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作反思了。
吾之惊恐，在于自危，很可能不留神就会被人推导出“和官方立场分歧”和“不分歧”，因为笔者也不适合当官，自诩“清流”。到底是和官方立场分歧有罪呢还是和官方立场不分歧有罪呢，看来有罪之身已“百口莫辩，百罪莫赎”了（笑蜀：“‘科学狂禅’可以休矣”）。
无权无力对科学之争作出裁定的我，再回到新闻本行上来。
人物专访是一种新闻体裁。记者与新闻当事人对话，从对话中披露出新闻。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符合某种特定新闻价值的人，才用得上专访这种体裁（如年终为拖欠工资访谈随便哪位民工）。有了电视媒体后，直播时双方无处闪避，这种播出大约就省去了审稿程序（声明，本人无此经历，姑妄言之），如果不是直播，恐怕播出前的审看并非可有可无。而文字尤其是平面媒体就不同了。人物访谈，事前有访谈提纲，事后有当事人（不是记者，记者有什么能力为当事人负责？）的认可。如果不经这样的程序，从数小时的交谈中摘取几千字，且是断章取义，这样的访谈除了让人看出叵测之心外，还能有什么？
何祚庥有罪，罪在他像唐吉诃德，不同在于唐吉诃德的一切不平是建立在虚妄之中，而何祚庥的不平是建立在人所共知的腐败现象面前——无论与官方立场分歧和不分歧的人所共知的腐败现象。
社会转型，价值重构，百端待举，良知与良心弥足珍贵。良知能看到阴损，这也许并不难（文革初，老百姓也私下骂林彪“*臣”，刘天时兄知道吗，但当面有几人敢说？）但把看到的大胆“话语”，且是向公众“话语”，向官方话语，这样的人在今天不烦其多，只嫌其少。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这也将是何祚庥先生可能成为悲剧人物的文化逻辑。对何祚庥的“理论物理水平乃至院士资格表示怀疑”发生在今天，而不是发生在25年前（1980年何被评为院士），发生在何对几十个话题“话语”后，是“言多必失”的必然结果。列宁当年有句话：置论敌于死地的最好方法就是说对方是个精神病患者。（大意）因为何祚庥是院士，何祚庥“爱说话”，所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质疑你的院士资格。还可以质疑你是“1947年入党”的。从这类的记者提问中，笔者不能绝对不想起“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揭老底战斗队”。
断章取义和逻辑毛病在《追问何祚庥》一文中还有例可举。以何先生的敏锐严谨，竟有大失水准的访谈，难以置信。而某些明显具挑衅性和贬损性的提问，何先生竟大度裕如，这正是刘天时兄们尚未能认识且根本就没想到要去认识的何祚庥先生的人格之真实一面。
“历史的分析和评价何祚庥是困难的。”这是《追问何祚庥》一文中真正据科学价值的一句话。困难之处何在？在于事先认为何祚庥的爱出头，爱说话是功利的，而某些记者们又自认为自己不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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