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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东
来源：
发表时间：2006-02-26
浏览次数： 字号：大 中 小 |
你劝我在这个时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
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
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
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
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
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
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
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
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
》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
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
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
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
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
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
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
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
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
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
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
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
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
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
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
祝春节快乐！
王小东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王小东/文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
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
我们大学的历史教课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
为这种不满，我在二十八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
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
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
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
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一.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恪守了“程序正义”，火烧圆明园就一定能够避免吗
？
袁伟时教授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
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在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
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
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
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
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
。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可以避
免许多灾祸。
袁伟时教授在这里做的是历史的假设。有人说，历史不可假设。我说，历史确实
是可以做假设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得任何东西，历史就成了
茶余饭后的一种纯粹的娱乐。然而，在作历史假设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
点，我们在作了某种初始假设之后进行推演出的某种后果，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
一种——在相同的初始假设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来，假使当
时的人们真的选择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点，
要大致地猜测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不算小，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去
寻找别处发生过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的历史经验，这便是我们常
说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另外的选择，但作为已经发
生过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选定了那么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假
定当时的中国人做了其他选择会怎么样，那永远只是一种猜测。在历史学问题上
，猜测也是人类的重要智力活动之一，但它至少还需要“以史为鉴”来补充。
当时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过程，我们要“以
史为鉴”，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文明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
我在这里就举一个16世纪时，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征服者接触时的例子。当时的印
加王阿达瓦尔帕在得到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国度行进时，他决定不是消灭这些西
班牙人，而是把他们接纳进来，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对于这些西班牙人也极为友
善；当他回访这些西班牙人的时候，他更是把大队人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随自
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个印加王阿达瓦尔帕的做法怎么样？无论他在过去的
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有多么凶暴，也无论他对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态中暗藏着什么
心计，他在表现出来、成为历史事实的对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应该不是“吃狼
奶长大”了的吧？应该令袁伟时教授满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
至少是命令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一点，是个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
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了：不仅仅是印加帝国的灭亡，甚至连这个种族都基本上被灭
绝了。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上一个小细节：当时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经很讲究“
程序正义”（虽然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
也仍旧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正义”的概念），他们派出了
一位教士，要求阿达瓦尔帕接受基督教，在阿达瓦尔帕拒绝了接受基督教之后，
西班牙人才开始了屠杀。袁伟时教授也许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欧洲人还是很
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没事了吗！更何况，基督教难道不比你印加人拿
活人献祭的宗教更文明吗？然而，第一，无论是当时的印加人，还是当时的中国
人，都不可能到21世纪袁教授的课堂上认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作出“正确的”
选择，对于他们作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当时如果阿达瓦尔帕接受
了基督教，是否就会“没事了”，这也永远是个谜，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
“没事了”至多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第三，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经常拿
现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现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达瓦尔
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权利。当然了，仅就这个问题要扯下去还有的扯：你可以
说，即使当时阿达瓦尔帕的军队携带了武器，他们也未必打得赢，他们打赢了这
一次，也未必打得赢下一次，他们终归是要被灭绝的，等等。这些话也许都有道
理，但无论如何，这里一切一切的底线是，印加人没有“吃狼奶”，也还是被灭
绝了，“争取时间”什么的也都谈不上了，“吃狼奶”的结果也不可能比这个更
坏。
其实，不仅仅是印加，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民族、国家，乃至
文明，或者因为力量更弱，或者因为意愿更弱，对欧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国人，但
他们并没有逃脱被奴役，乃至被灭绝的悲惨命运，这里面也包括印度。说到印度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许马上会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国是一个民主
宪政的国家，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来获得独立”这样一个时髦的观点
。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
暴力运动的发生；第二，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
线夹击，大英帝国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时刻帝国内部再发生不
测事件，才承诺印度在战后独立的，而丘吉尔先生在战后对此承诺后悔不已。脱
离了这两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当中，也有为袁教授所赞赏，主张“勿以小嫌酿大衅”的“有
识之士”，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以为，过去将李鸿章脸谱化，说成有意卖
国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将李鸿章说成是救中国的大
英雄则问题更大。别的问题先不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
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当时的欧美列强相抗，中国的力量确实不够，但与当时
的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欧美舆论普遍认
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不仅能够战胜，而且能够轻易战胜。然而，战争的结果
却是中国的惨败。这里，我们且不论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腐朽的问题上负有极大的
责任，且不论他在拿海军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的问题上其实也负有责任，最严重
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李鸿章是袁伟时教授的好学生，他从中日冲突的一开始，就
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在对外问题上，
李鸿章与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点“狼奶”都不吃的乖绵羊，结果却遭
受了如此的惨败。我认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师的问题照旧，清政府的问题
照旧，中国文明的问题照旧，只要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黄海海战败了，中
国也未见得就必输。当时的李鸿章若是吃过一两口“狼奶”，中国就绝对不会输
得这么惨，中国就能争取到更宽裕的时间、空间、金钱，真正像袁教授所说的那
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袁伟时教授对于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
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嗤之以鼻，认为义和团运动决不像瓦德西所说的那样，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
而是正相反，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相对于那些
民族、国家或文明而言，中国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个“半”字。当然，你
也许会说那是西方列强争斗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说，但
如果我说中国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绝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
看法就没有道理。
那么，有没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欧美列强的强烈冲突，从而获得了更好
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呢？确实也有，比如说日本。但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到
过袁教授的课堂接受过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地缘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来的幸
运，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决不是一点不吃“狼奶”的。
回归到“火烧圆明园”可不可以避免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否定
袁教授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说，又有
谁能保证，英国人绝对不会凭袁伟时教授也承认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
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亚罗号事件一个借口就开战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教
授确实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测，但袁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叙述方式，
乃至谩骂吗？
二. 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
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
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
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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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人 [ 清雨微尘 ] 评论时间：2006-04-10 评分：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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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历史本不容假设，“假如”、“要是”，如果回顾历史是总是这种轻飘飘的推测，那更是对历史的强奸和篡改。
我赞成王先生的观点“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学习”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蒙昧的民族要挨打，没有血性的民族更要挨打。面对外国的入侵，如果忍辱就能在侵略的的铁蹄下茁壮成长的话，那么汪精卫可谓是历史上颇有远见的精英。如果接受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并把这些条约当成神圣的法律一一遵守就意味着有秩序、懂文明的话，那么我作为一个青年情愿吃狼奶补补钙，免的成一个软骨头。
是的，义和团不能站在历史潮流的的最前端，因为他们不单有血性，还有极大的野蛮兽性，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理智和学习图强的精神。我们不能吃狼奶，变成以野蛮为光荣、践踏文明、闭目塞听之徒；也不能缺钙，没有民族自尊心，卑躬屈膝、甘受奴役。
青年人不喜欢清汤寡水、指鹿为马，也不喜欢跟随一些自以为是的结论、判断。正如王先生所说的，历史是复杂的，但有些原则不会变：为民族强大，我们既要心智健全，又要脊梁挺拔，然后埋头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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