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个月，我就将结束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生活。我所在的班级
是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前不久刚刚获得“北京市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
想，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教育。四年前，我们还是一群单纯幼稚
的中学生，而如今我们已经成为准新闻记者了。
　　记得踏入清华的第一天，我曾幻想着拿着采访机满世界跑新闻，尤其羡慕那些做饮
食节目的人。结果三天后的一场入学教育，将我的浪漫情绪扫荡得无影无踪。那次会上
，许多老师的讲话让我开始意识到，记者工作原来并不是个轻松的差使，而是一种“责
任”，一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感，相伴而生的又是一种“激情”，一
种“想做新闻”的热情。幸运的是，后来在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中，我一直保持着这种
激情。
　　学院给我们开设的课程很丰富，其中有许多基础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给了
我一种很新鲜的感觉，第一次上课就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去采访普通老百姓对“两
会”的看法。同时，学院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机会，接触新闻名家和一线记者。有一门
叫做《名记者研究》的课程，李彬老师就请来了罗开富、敬一丹、李大同、梁衡等业界
高手和我们“亲密接触”，同学们听后都很受教益，还自己当主编，编辑出版了《名记
者清华演讲录》。另外，还有许多名师讲座和新闻传播的学术研讨会也使我们获益良多
。我记得入学不久，曾听过一次方汉奇先生的讲座，当时感觉就是一句话——高山仰止
。后来随着自己慢慢地成熟，大家名师们带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景仰和崇拜，而
多了一些观念的冲击和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似乎也成为了我们学院的一个教学特色，我
现在还常常去蹭师弟师妹们的讲座听，因为不管是名师还是名记者，每个人的阅历、研
究方向和心得体会都有所不同，这样能让自己的思路更加开阔，学养更加丰富。
　　到了大二，专业课多起来了，实践环节也更丰富。2002年暑假，我们跟随李希光老
师走进了四川阿坝，到黑水重走长征路，去了解民情国情，同时在实战中学习新闻采访
。那是一个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的藏区，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被老师放羊似地撒出
去，各自寻找选题和采访对象。我运气很不错，碰到了一个长征路中掉队的老红军。但
是采访中，老人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我说什么，因为他一直生活还没有电和自来水的山
区。李老师就启发我说：“他说见到毛主席，就问他毛主席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细
节，要抓细节！”这种实地的、手把手的新闻采访训练，让我们觉得十分有趣，这将是
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珍贵经历之一。回到学校后，李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起把长征路上的
体验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找故事的艺术》。
　　从那次采访以后，我就再没有停止过实践。有事没事都会拿着相机、摄像机去街头
转转。在非典期间，同学们在人民网开辟了“非典时期的清华园”专栏，上面先后刊登
了我院同学的60篇文章，我也投过稿。当时人民论坛上有一篇文章，批评非典中社会科
学家们没有做贡献，我看了心里挺不服气的。因为自己身边就有许多老师在做SARS和危
机处理等研究，于是我就写了《我所看到的非典中的社会科学家》。我觉得，作为未来
的新闻人，我们有责任真实反映事实，以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对身边的生活进行如实报
道。
　　大三时候我担任了学院《清新时报》的主编。这里也做一个小广告吧。这份报纸完
全由我们学生自己采编、排版和发行，并且也有稳定的广告收入，现在已是清华园里比
较有影响力的一份“新闻纸”。学院很支持这份报纸，把办好这份报纸作为专业实践的
一个平台。同学们自然也很热情投入。有时候我们为了找人采访而绞尽脑汁，有时候我
们因为稿子被毙而情绪低落，有时候为了赶着排版集体熬夜，大家就坐在地上吃点盒饭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越来越有热情。还有同学笑话我说，只要一谈起报纸、
一谈起采访，我都会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我想，这种激情就来自我们新闻学院整个环
境的熏陶吧。当然，现在我不仅仅有激情，而且也多了一些理性。在办这份报纸的过程
中，我更深地体会到新闻工作者冷静思考的重要性，全局观的重要性。拿破仑曾说过，
记者的一支笔胜过一千杆毛瑟枪。做新闻舆论工作的，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由此
我也更深地体会了学院的办学宗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
还被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陆小华老师敲打过。
　　那是在学院举行的一次名为“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研讨会上，有些同学的提问表
现出对主流媒体的认识误区。当时，陆小华老师一点面子都不给，狠狠地批评我们：“
你们以为不看这些主流媒体就懂新闻了？就知道怎么在中国做新闻了？不可能！”这句
话在我们中间引起了激烈讨论，其中有对自身偏见的反思，也有对现阶段新闻教育中科
学新闻观的更好理解，还有对主流媒体作用的探究。虽然那次活动只是我们大学四年的
一个片断，但在自己看来，几乎是一个分界点，一个让我们更加平和、成熟的分界点。

　　当然对主流媒体更深入、更直接的理解，还是在范敬宜院长为我们开的《新闻评论
与写作》课上，以及随后在中央主流媒体的专业实习过程中。范院长被我们学生亲切的
称为“范爷爷”，他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上课还经常给我们讲点笑话。不过，我
们更多的是听他当年有意思的一些工作经历，枯燥的历史在他那里立刻变得活生生的。
他给我们剖析的一些《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不仅让我们觉得写作大有玄妙之处，更
重要的是明白主流媒体的地位和责任，明白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的艰辛。所以在
穆青同志逝世后，我们班立刻组织开展了学习穆青同志的讨论会。从他的作品、他的事
迹里，我也深刻认识到记者在中国不是无冕之王，也不代表“第四权利”，而是那两个
字沉甸甸的字——责任。
　　上个学期我在《人民日报》经济部实习了近四个月，在建筑、纺织、汽车等行业都
做过采访，并且出差到了广州、青岛、合肥等十几个地方。除了真切感受新闻实践，更
重要的还是感受国情民情，认识社会。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是对一次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采访。我跟随建设部的一个联合采访团去了全国四个不同的城市，接触了了大量建筑
行业的人士。在采访中，我开始明白这个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并且许多事情并不
像有些媒体反映的那样。比如说，常有农民工跳楼的事情：民工爬上高楼，说不给工资
就要跳下去，经过协调他被警察带了下来，这时候却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条小板凳，也就
是说他是拿着凳子去跳楼。许多都市报因为要抓人眼球，经常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就大
肆宣扬报道，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并且也很难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记得一位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新华社记者说过：记者笔下有财产千万,记者笔下有毁
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新闻专业的学生的这种责任感不仅
来自良好的教育，也来自各种社会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
只有接触社会和亲身实践，才能迅速而扎实地成长起来，并且成为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用
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