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讨会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千人感染了艾滋病，到研讨会结束的时候，将有1万5千人感染艾滋病病毒……”11月10日下午，在建筑馆王泽生报告厅，作为主持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简短的几句话就把艾滋病蔓延的严重态势勾画出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中国的传媒是如何成长的？面对来自各界的压力，记者能否报道出事实的真相？随着艾滋病的蔓延，世界媒体对它的报道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来自中外的10名在传媒工作的记者、编辑和传媒的研究者就这些话题进行了活跃的讨论。
　　“我现在在中国的农村看到的情况，就好像1985年和1986年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我并不是政府政策的倡导者，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报道一些尚未被政府重视的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纽约时报》编辑Elisabeth Rosenthal采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艾滋病问题的新闻报道，她在发言中强调在面对艾滋病和SARS这样的流行病的时候，记者要清楚自己身上的职责：“在采写报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我们要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媒体是非常公开的，不带有偏见的，那么人们就会追随……”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回顾了中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走过的路程。从80年代初连对于艾滋病预防的正确知识都很少见到的情况，到现在随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增多，老百姓对于艾滋病的态度也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她指出目前我国的媒体对于艾滋病报道的不足在于：常常报道了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际遇，却不能够对公众如何预防艾滋病提供有效的帮助；报道缺乏应有的研究，因此少有深度。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看到了在SARS期间中国媒体可喜的变化：舆论最为透明，具有公信力的媒体发挥了强大的力量，及时制止了谣言的散播；公众媒体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则指出，面对SARS，我们不只要用医药来对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科技信息的传播来战胜这种突发的流行病；从沉默不报到纷纷跟进积极报道，中国的媒体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国政府对于传媒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国家计生委汝小美、美国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Philip T.Reeker、美国普渡大学传播学系主任Yahya Kamalipour等人还做了精彩的发言。
　　最后李希光教授还和来宾做了一个游戏：假如你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明天要上电视台的演播室录节目，你对此采取如何的态度？大家对此的反应和回答有所不同，但是都一致赞叹那位勇敢站出来报出姓名的21岁的艾滋病感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