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场到结束时尚未找到原因的战争，这场战争会因此而创造历史吗？
——Geoff Meade, SKY TV (Meade 2003)

记者们总是面临千钧一发的场合。对伊拉克报道的媒体大战从一个不吉利的预兆开始。当时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让记者们离开巴格达，因为美国军队不能保证记者们的安全。 布什说，伊拉克现状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最后几天”。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儿子被要求在48小时内离开首都巴格达，像好莱坞电影中的入侵者一样。

三天后，对伊拉克的入侵开始了。

事实？

国际记者联盟行为准则（IFJ Conduct of Journalists）的第一条就是：“对事实和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是记者的首要职责。”然而，事实真相在现代战争中并不总能迅速传播开来，在现代战争中，争夺全球观点舆论同意的战役可能和军事技术的竞争一样激烈。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言论自由是有代价的。“记者保护委员会”在巴格达战斗结束后报道说，根据国际新闻信源来自伊拉克的报道，9名记者在美军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丧生。他们有的死于激烈的战役，其他的可能是被有意伤害的。塔里克•阿尤布(Tarep Ayyoub)是一名约旦藉记者，在半岛电视台工作。他在美军导弹袭击半岛电视台巴格达总部时被炸死。半岛电视台总编易卜拉希姆•希拉尔说，美国军方事前就知道这是半岛电视台。目击者看到，飞机在发射导弹之前，两次绕着建筑物低空飞行。西班牙电视台Telecinco的摄影师Jose Couso和路透社的Taras Protsyuk在美国坦克炮击巴格达的巴勒斯坦饭店时丧生。（记者保护委员会，2003）

国际记者联盟（IFJ）谴责了伊拉克侵略战争中的双方，因为这是对记者的“战争罪”，应该受到惩罚。“伊拉克政权最初禁止半岛电视台，然后允许他们留下，在和他们玩完了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后，半岛电视台又受到美军的袭击，这是残酷地具有讽刺意义的，”国际记者联盟的总干事Aidan White说。国际记者联盟说，这次袭击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摧毁半岛电视台Kabul办公室的可怕的再现。“不发现这种瞄准袭击的险恶模式是不可能的，”White说。（IFJ Media Release，2003.4.8）

记者在为了公众利益而寻找信息的奋斗中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可能受到诽谤、藐视和异端邪说的包围，被优柔寡断的总编辑或是发行人阻挠，被不透明的官僚政治、不可信的信息、甚至是贿赂和威胁围困。CNN的新闻执行总裁Eason Jordon写到，CNN压制了关于伊拉克人受到的痛苦、暗杀，甚至他们自己的伊拉克工作人员被诱拐的新闻；因为这样做可能危及伊拉克人的生活。（约旦，2003）

同时，在西方的民主中，记者们必须对付那些机敏而又无孔不入的公关机构，抵抗他们对于新闻的操纵。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和实况转播的娱乐节目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有我们团队在比赛中的特写镜头、有不断变化的比分、有退役军人（运动员）给出的见多识广的评论，甚至还有记者伴随坦克前进的镜头。但是，本文的疑问是，战争报道变成娱乐节目，到底是不道德、有党派的记者报道的结果，还是应该被看作政府利用新闻学方法论的弱点，对媒体加强控制的结果？

毕竟，美英联军和伊拉克方面都在试图影响并控制对战争的报道。

简单的消息

布什政府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宣传 的必要，因此在白宫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GC）。（布什：2003）这被描述成“公共外交”，《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全球传播办公室试图回答布什总统在9•11恐怖袭击后的那一周对国会的演讲中涉及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华盛顿邮报》2002.7.30）全球传播办公室建议美国政府机构把简单的、支持美国的信息传递给国外的受众：

在国家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部仍是国际传播前线的前提下，全球传播办公室协助许多机构以及美国人民，向全世界传递一些虽然很简单却强有力的信息。这些信息旨在消除误解、化解冲突，建立起对美国以及美国的合作伙伴的支持，并且更好地向国际受众传递信息。（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

在这样做的时候，全球传播办公室意识到全球电视网和通讯社可以迅速质疑在世界不同大洲的美国发言人有明显分歧的言论。从常规上说，传统新闻学就是在寻找这些矛盾，以揭露其背后的谎言。为了否定这种新闻学方法论，全球传播办公室建议美国官员传播由全球传播办公室起草的简短有力的“口径”给那些充满疑问的记者们。全球传播办公室也开始这么做了。为了满足记者们的需要，全球传播办公室通过派发每天的“事实表”——《全球信使》（The Global Messenger）来传播最近关于美国政府或者是反恐战争的新闻，并且协助“快速回应反恐战争中的言论和流言”。

笔者调查了在2003年3、4月间全球传播办公室放在网上的39条“伊拉克自由”的信息。这个阶段是战争最激烈的时段，包括3月20日开始轰炸巴格达以及4月9日美军武力进入伊拉克首都这些重要的日子。

这些信息大多只有一页纸，8-10个段落组成，语言简单却充满感情，有的时候甚至是手写的，但是每个信息中间都有几段直接引语，用来直接传达与美国政府一致的声音。这些材料系统地围绕有倾向性的主题，目的就是为战争的努力寻求支持。冲突被有意地简化成善与恶的竞争。其中联军被描述成热爱自由的军队，他们努力工作以避免平民伤亡，并且寻求宗教的多元化：

……世人看到了代表我们联军而战的年轻人的特质。他们正向伊拉克人民展示自己的友好和尊敬，并且不遗余力地宽恕无辜者的生命。我们的军队正给心存感激的伊拉克民众送去食物和水。（《全球信使》2003.3.31）

同时，伊拉克军队被描述成残忍、专横、腐败和不道德的，并且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我们的解放军队光荣的（原文）行为和敌人的罪行之间的对比不可能更大了。世人也直接看到了一个垂死政权的残暴特质。在那些仍在它控制之下的地区，萨达姆用恐怖手段继续着他的统治。战犯被残忍地对待和处死。拒绝为这个政体而战的伊拉克人被谋杀了。伊拉克军队中的有些人假装投降，然后向同情他们的联军开火。（《全球信使》，2003.3.31）

一些信息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用来直接对伊拉克人进行宣传，承诺在推翻萨达姆之后他们获得自由的。“我们带来了万能的军队，以结束你们的压迫者的统治。我们来是要给你们食物和药品以及更好的生活，我们不会变得宽厚，除非你们的国家自由了，”一条消息在联军逼近巴格达时写到。（《全球信使》2003.4.2）
尽管这些信息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联军的过度支持，一条信息也勉强承认，伊拉克民众并不是普遍支持美国。这条信息甚至肯定了伊拉克民众抗议联军占领的示威游行：

在任何一个极权主义体系中，人口中有一小部分受益于独裁的统治，而其他人可能就是一些对任何外国军队踏上自己土地感到不舒服的普通民众。几个星期前，在伊拉克没有出现抗议。现在，伊拉克人说话了，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并且争论他们国家的未来。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联军带给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全球信使》2003.4.22）

全球传播办公室把伊拉克人的抵抗表述为“来自萨达姆敢死队和外国雇用军的残余势力”。它同时指责了伊拉克政权旨在不公平地影响世界媒体的宣传。全球传播办公室调整主题和事件，以支持布什总统赢得国会和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动武。它创造了一份文件——《说谎的机器：萨达姆的假情报和宣传，1990-2003》。这份报告宣称伊拉克人制造的假信息和形象在世界媒体中广泛存在：

而萨达姆的欺骗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先权就是操控世人可以看到的电视形象。而这又是通过控制外国记者的行动、监控并审查新闻、散播旧的或者假的电视片、并且谨慎地在银幕上呈现事实来实现的。这个政权最令人嘲讽的战略就是事实上造成严重的民众苦难，甚至死亡，然后通过把责任推给联合国或者其他国家强制的制裁。（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

全球传播办公室列举了11个“伊拉克假情报的主要工具”：

•呈现于银幕的疾苦和悲伤
•以军事安全为名隐瞒事实
•限制记者的行动
•错误的声明或者揭发材料
•错误的普通人采访
•故意自我伤害给世界看
•记录下来的谎言
•偷偷摸摸地传播错误的新闻
•新闻审查制度
•伪造的、编辑的或者旧的片子和影像
•捏造的文档

多哈“直播”

几百个战争通讯员在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总部所在地、相对安全的卡塔尔完成了全球宣传战役。便携式的CDHQ综合体设备齐全，包括了持续军事行动所需的所有东西。便携式的军事基地有自己的权力分配、办公室自动化、计算机网络和通信连接——这些都被设置在一个舒服的、有生化防护措施的工作环境中。（Raytheon，2003.2.3）

通讯员Michael Massing说，在卡塔尔，他的很多记者同行都在思想和行动能力上被孤立了，他们的大多信息来自“电视、因特网和他们在战场的同事”：

一部分困难是因为记者们对中东知之甚少。他们大多从远离战场的新闻机构来到多哈——华盛顿、墨西哥城、罗马、布鲁塞尔、内罗毕、曼谷、甚至是香港。他们不了解安拉的历史、阿拉伯正统派基督教的根基、9•11之后地区间实力平衡的变化。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对阿拉伯的了解相当缺乏。他们不能直接和阿拉伯人说话、读阿拉伯的报纸、或者看阿拉伯的新闻频道。（Massing，2003）

远离战场几百公里，这些以CDHQ为主要工具的记者们每天都参加美国和英国司令员举行的部署会，而司令员们则发音清晰地纸上谈兵。持续的苛刻提问在有竞争却也严格受到控制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新闻发布会只是用来支撑一个公开的政治幻象。这些会议在一个军事基地举行，进入的人严格限制为被授权（经保安部门批准可做保密工作）的记者。主持人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出现在凸显权威的舞台上。记者们相互竞争着问问题。主持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发布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Johnathan Harley后来说，在这些环境下核对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记者们在全球电视的舞台上变成了演员：

这是个好莱坞式的设置。美军花费了壮观的50万美元在这个配有纯平等离子屏幕和全部配套设施的巨大演讲厅和部署厅上。但是我必须说我很想知道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因为设施本身无法给记者们以深刻印象，更让人失望的是信息的提供，甚至关键人物的出场。我们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收到联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上将的消息，这个司令在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诺他的讲台将会是一个事实的新闻源而不是宣传员。而我要说的是这次发布会直到战斗开始后三天才进行。不幸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或来信，因为他只出现了三次。在持续一个月的主要战役期间，联军司令仅仅在三个不同场合“不怕麻烦地”来和媒体谈话，而那也只是在前两三周中。在战争的后半部分，我们就很少有他的消息了。（Harley，2003）

同时，另一种方式是将记者嵌入到联军前方单位，这给了记者们前所未有的进入战争前线的机会。但是，这可能是在未来的新闻叙事中有意图地制造美国政府所需要的结果，这种新闻是多哈发布会对战争宣传的秘密计划网络的一个部分。

嵌入

中央司令部的《关于嵌入媒体的公共事务指南》谈到，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可能“在现在以及未来几年里塑造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公众理解”。（《公共事务指南》，2003）因此，500多个记者和被选出来的军队单位生活、工作或者行进在一起，军方承诺将最小地限制记者们的行动，让他们最大限度地获得战斗信息的机会。

我们给伊拉克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的战略成功，是和我们长期支持民主理想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必要在其他人给媒体提供假情报、造成误解之前，向媒体讲述真实的故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在战场的军人需要向媒体讲他们的故事，但是只有司令员能保证媒体可以接触到这些军人。我们应该组织并推动国际媒体进入到我们的军队中来，包括打响地面战争的军队，为此，战争一开始就必须在军队单元中嵌入媒体。（Centcom，2003）

这个嵌入过程产生了成百上千令人兴奋的镜头，但是却产生了与事实完全相异的战争看法。从新闻到深度分析需要时间，而时间在伊拉克战争的闪电战中是短缺的。被嵌入军队的记者们必须依靠军队的运输，而在快速推进的沙漠战争中这会限制记者们的行动自由。但是，新闻机构不这么想，他们不认为记者要依赖军队，也不认为这种亲密关系将使记者的报道和军人们的立场一致。《亚利桑那共和国》的社论说，被嵌入的记者既不和军人同床也不反布什：

记者们的报道使每个遭遇战看上去都很重要。观众痛斥这些自相矛盾的记者。记者已经在战争中完全失语了。（DeUriarte，Richard，2003.4.3）

嵌入记者的行为开发了电视新闻新的实践领域，它允许电视记者把自己介绍到活动中以使自己可以像主角一样，在活动发生的地方进行报道。由于意识到在好镜头和记者分析二者中，电视业界更倾向于前者，中央司令部的指导方针鼓励记者把小型照相机放在军人们的头盔上，以便观众可以通过士兵的眼睛看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把新闻当成客观报道了，因为观众走进了士兵的现实中。在嵌入的前线进行报道的美国广播公司通讯员Geoff Thompson承认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是狭窄的：

我所努力做的仅仅是真实地报道我直接看到的情况。我会收到一些投稿文本，也会在广播里听到BBC World和What-have-you节目，但是我真的努力只把自己的报道聚焦于我所看到并能证实的事物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解放，因为我不处于通常所认为的编辑机中，也没有编成什么东西。我在海军部队中，我想有一句话对所有美国军队都是适用的——人们通常意识不到的是，即使是战场的指挥高层，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也了解不到。他们只是执行命令，必须去袭击这个地方，或者炸掉这个东西，他们事实上并不知道一个完整的战略是什么。所以我只报道包括我在内的战争进展，这样也没必要平衡军方提供的观点。因为我知道这些就是事实，我正看着它发生。所以这就是我处理新闻的方式。（Thompson，2003）

军队保留了控制“敏感”信息的权利。那些可能有更多机会拍照片的自由记者失去了信心。国际记者联盟抗议这种“无法接受的歧视”，以及强加在报道伊拉克战争而不随美军或英军行进的记者身上的限制。来自伊拉克南部的记者报道说，那些不属于在军队官方保护下行进的“嵌入”记者团的媒体工作者被强制性地拉走了。（IFJ Media Release，2003.4.3）ITN的记者Terry Lloyd在“ITN团队遭到射击，子弹显然是来自联军”的时候死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附近。（ITN，2003）他们所乘坐的吉普车上明显地写有“电视”字样。

来自巴格达的报道

那些选择在侵略战争期间留在巴格达的记者们经历了社会党政权的残暴控制。《无国界记者》报道了外国记者遭遇伊拉克官方的强制要求出席某些活动、故意翻译错误、电子邮件监视以及钱财、胶卷和设备被伊拉克保安和士兵偷窃的事情。有些记者想离开“巴勒斯坦旅馆”，以便可以看到在伊拉克组织的采访外正在发生什么。这些人很容易被萨达姆政权逮捕、关押或者开除。德国的一个调查记者Christoph Maria Froeder曾被一群愤怒的伊拉克民众围攻。然后，伊拉克信息部官员两次没收了他的设备，录像带和记者证。（《无国界记者》，2003.4.9）

比起对伊拉克国内记者和评论家施加的拷问和监禁，这种对外国记者的折磨已经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同样不可接受。甚至记者联盟（Journalists Union）也充当起政府的武器，来镇压批评力量。萨达姆的儿子乌代•侯赛因在1992年无异议地当选为一个记者联盟的领导，这个联盟受政府委托，发布社论指示：

在20世纪70年代末，用来控制和威胁记者的手段变得极为暴力。司法折磨、逮捕、威胁、延长的拘留以及拷问、死刑事件突然增加了。从1980到1988年，两伊战争成为萨达姆完全接管伊拉克媒体的借口。1986年，革命指挥委员会（RCC）通过了一条由萨达姆自己签署的法令（840号），这条法令允许给任何侮辱或批评总统、他的随从、革命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RCC）甚至政府的人施加死刑。（《伊拉克媒体》，《无国界的记者》，2003）

《无国界的记者》的“媒体自由索引”在2003年把伊拉克排在139个中的第130个。伊拉克的媒体被大多数战争记者认为是不够友好的。《悉尼先驱晨报》的通讯员Paul McGeough说外国新闻界和伊拉克信息部之间的关系既为难又紧张：

……如果你喜欢，美国人操纵着一个更复杂的结网机器……伊拉克进行了更简单的运作，没有什么复杂性。这是一个在威胁和恐吓基础上的系统。伊拉克政权对我们签证不断的威胁，仅仅是威胁不给我们续签。他们会在10天的基础上更新签证，这就意味着你刚从一个签证程序中出来，继续进入下一个签证程序中去，而且每时每刻暗含其中的意味是“你的签证是有风险的，对于你的去留我们可以发言。”在另一个层面上，卫星电话的使用，他们只允许我们在五角大楼认为是轰炸目标的政府新闻中心使用卫星电话。（McGeough，2003）

伊拉克媒体的管理者似乎习惯了要求记者刊登官员说的任何话。伊拉克的宣传缺乏复杂性可以从这个政体的主要发言人、伊拉克信息部长穆罕默德•萨哈夫（Mohammed Saeed alSahhaf）追求的媒体关系中窥见一斑。引用“权威信源”，他告诉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外国记者们美国人正被打败，尽管外国记者们都很怀疑，尽管美军的坦克开进了巴格达。

萨哈夫先生战争期间在巴格达的每日新闻简报使他成为西方的笑柄，因为他的陈述越来越多地和事实不符。在美军进入巴格达中心导致他的消失之前，他被评论员称为“萨达姆的乐观派”和“滑稽的阿里”。但是他因为说话的方式而拥有了广泛的拥趸；献给他的一个网站在开通时系统崩溃，因为每秒钟数以千计的人的登陆使它超负荷。甚至乔治•布什也承认自己是他的Fans或者什么，他告诉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萨哈夫先生“太棒了”。（BBC NEWS，2003.6.26）

 但是在美国，似乎和“敌人”过于亲密的记者几乎是不能被容忍的。普利策奖得主Peter Arnett因为在伊拉克国家电视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被美国NBC电视网和国家地理杂志解雇了。Arnett错误地预言美国军队会在巴格达外面陷入困境。而这个时候，华盛顿当局对媒体已经开始实行 “伊拉克自由”运动，国家地理协会不认为这会影响到言论自由。“这个协会没有授权或者预先知道Arnett和伊拉克电视台的电视采访，” 国家地理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被事先咨询，我们是不会同意这种行为的。”（MSNBC NEWS，2003.3.31）

相反的，鲁勃特•默多克的Fox电视新闻网被CNN的创立者泰得•特纳指责为在报道中具有强烈的党派性，以至于事实上Fox是在为入侵伊拉克奋战的。“他（默多克）推进了战争，因为这对他的报纸和电视是有利的，因为他是个主战论者，”特纳告诉旧金山联邦俱乐部。（Turner，2003）

同时，BBC的总编Greg Dyke称美国广播公司（ABC）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如此毫无疑问的充满爱国主义情绪，并且缺乏公正，以至于威胁了美国电子媒体的可信度。Dyke说他对美国广播电视媒体在战争中不问是非感到非常震惊。他指责Fox新闻为战争“喝彩”。“如果伊拉克战争证明了什么，这就是BBC不能把爱国主义和新闻业混为一谈，”他说。（ABC News，2003.4.25）

甚至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经验丰富的美国CBS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称他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被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国“过度的爱国主义”吓住了。拉瑟在BBC的一次采访中承认，爱国主义使他无法问一些尖锐的问题。他说他自己告诉自己，“我知道正确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正好不是一个恰当的提问时机。”

这种报道的偏见在当前致力于战争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中如此强烈。他们意识到，控制图像的人将会控制舆论。他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娱乐为导向的社会。所以，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嗨，我们已经把新闻好莱坞化了，我们已经把社会中几乎所有其它东西好莱坞化了，为什么不把战争也好莱坞化呢？”（Rather BBC，2002）

结语

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数量惊人，多样性也惊人，这几乎否定了记者对新闻进行传统的文本分析的可能性。一项更为综合的国际调查项目将会跟踪编造的故事和夸大了的影像，从创作者到消费者，以调查宣传对主流媒体的渗透。

然而，一些媒体操纵的事件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常规的新闻发布会提供了稳定数量的经过修饰的图片和经过批准的新闻文本，为媒体和具有同情心的公众设置议程。被授权采访的记者受到宠爱，而独立的记者遭到不同层次的阻碍，至于是什么层次这要看公关管理者的老练程度。

记者嵌入军队的程序，只不过是一个增加公开报道的新技巧，使得记者的观点变得不合时宜，因为军事公关们意识到每个商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知道了什么。

战争再一次证实，图片比文字更重要。在这次战争中，就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一样，电视仍然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但是，被电子技术驱策的时效性要求是电视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上的最大弱点。媒体公关者知道国际新闻的聚光灯在转移到新的危机中之前，只会在伊拉克徘徊很短暂的时间。如果在紧张的全球审查期间，观众可以被制造的新闻、或者是受到控制的事件报道分散注意力，他们可能以后就会忽略报纸上最终揭开战争真相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