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11新闻学”的冲击

2001年9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将世贸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比喻为“扭转世界的一天”。但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并未因这场悲剧有太大的改观，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和挑战，例如贫困、污染、疾病、生态破坏、南北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但是，传媒产业呈现给我们的媒介景观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全球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已经不再是高度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媒体的兴奋点和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世贸大厦被袭当日，约有2500人葬身其中。而当天至少有4万儿童因疾病、饥饿和贫困丧生，并有8000人因感染艾滋病而丧生。但是，与戏剧性的911事件相比，后两者的丧钟显然失去了它们的新闻价值。

依照美国总统布什“打响21世纪第一场战争”的议程设置，全球媒体依次开展了一系列针对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和伊拉克战争的媒体轰炸。这些报道将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使美国的国家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使美国人所关注的问题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的问题。伴随着媒体每天对同一话题、同一议程、同一话语、同一关键词、同一图片和同一录像的不厌其烦的连篇累牍报道和重复，与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治利益、美国石油商和军火商的商业利益以及美国极右势力中的基督教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密切相关的反恐怖主义议题和意识形态被观众、听众和读者作为全球的主流话语和合法的新闻议题而被接受。被全球媒体呈现的媒介化的世界被国际社会作为真实的世界所接受。全世界的受众漠视甚至忘却了自己所处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而仅仅关心这个被全球媒体所呈现的媒介化了的世界。例如，与美国利益联系甚密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通过媒体呈现的杀戮和血型画面深深震彻了中国观众，结果导致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深信，对中国人民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而不是水资源短缺、沙漠化、水土流失、沙尘暴、贫困、失业、国有企业倒闭、艾滋病、乙肝、血吸虫、肺结核等流行病的蔓延。

911事件对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的消极冲击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反恐怖主义的议程超越了其他议题。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被赋予了压倒性的重要意义。它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评判标准，只有一种声音是合法的，而其他的都是非法的或被边缘化；

二． 新闻信源更加集中于政府，尤其集中于白宫、五角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据。由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其它国家和国民提供的信息被排斥、边缘化，甚至非法化。政府对新闻源的高度集中控制损坏了新闻自由原则， 即信源的多元化和声音的多样化；

三． 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准确性这些新闻的基本原理被类似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女英雄林奇这样的虚假报道无情摧残，最终导致，公众对政府、军方和媒体信任度的下降；

四． “他们的新闻”的泛滥导致了“我们的新闻”被埋没。涉及当地民众的新闻被忽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和关于发展的新闻被边缘化。当地读者、观众和听众被转变为欣赏别国战争和暴行的罗马斗兽场看台上的观众。当他们消遣着别国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时，他们自己的苦难却被全球媒体和他们本国媒体所掩盖。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媒体中人们都在谈论着美国人的故事、美国人的战争，尽管这些故事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毫无瓜葛；

五． 关于导致恐怖主义根源的新闻报道，例如不平等、不公正、贫穷、疾病、种族与文化歧视以及对人权的践踏被忽视了；

六． 政府信息来源创造了一整套911新闻学术语和新闻报道语言。这些术语和新闻语言像《圣经》一样被记者大量运用，最终导致了新闻价值被重新定义。例如，为了成为头条新闻或上头版，记者们不得不采用911式新闻语言。于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圣战者、恐怖主义、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塔利班、伊拉克武装人员、联军、人质、斩首、本•拉登、萨达姆•侯赛音、乔治•布什、白宫、五角大楼、伊拉克绑架人质、虐囚、嵌入式记者等等成为了全世界报纸头条的卖点词汇，成为各国当地头条或要闻。“911新闻学”的冲击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一些词汇和术语已经全球通行，而其他的有关本国或本地特有的社会治安、践踏人权、压制民主、欺压儿童妇女、以及有关当地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词语和议题则被彻底遗弃，一旦使用，就要冒着该则新闻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危险。“911词汇表”正在逐步代替包含着贫困、水资源短缺、南北财富差距、社会公正、种族不平等、文化多样性、世界多样性、妇女儿童的死亡、艾滋病、肺结核、血吸虫病、乙肝等词汇的传统新闻学词汇表。

纵观变化的全球媒体景观，在对抗新旧流行疾病的战争中，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好医生，而且也需要优秀的公共卫生报道记者。一名好记者应该具备记下素质：

 为公众提供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息（Informing the public）
 引导公众关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敏感信息（Sensitizing the public）
 为公众更新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Updating the public）
 提醒公众关注重与他们利益相关的重要发展（Reminding the public）
 监督政府和商业机构(Supervising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 帮助公众设置议程(Setting agenda)

在公共卫生报道中，一名优秀的记者应该传播关键的信息,并有能力对于医生和卫生官员提供的数据和事实做出解释行分析。而广大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想从媒体得到什么呢？他们想看到能吸引眼球的新闻事件或者新闻故事，例如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丑闻、暴力、性、战争、戏剧性的事件、娱乐化的新闻逸事和军事信息。这意味着，受众想要知道的并不一定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在医务工作者或卫生部门官员、记者和受众间形成的这种三角关系可以被简化为：
 
数据 vs. 信息 vs. 信息娱乐

 数据（对医务工作者或卫生官员而言）：最小的信息单位，包括数字、字词和符号。
 新闻（对记者而言）：提供给目标受众的并对公众有意义的重要的信息
 娱乐化信息（对大众而言）：依靠刺激感观和取悦受众传播给大众的信息,多数信息   与公众切身利益无关

基于大众媒体娱乐化和文化产业化本质对于普通大众的负面影响是，公众对大众媒体消费得越多，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真实世界的了解就越少。例如，信息娱乐化倾向于将新闻事件简化为黑与白、妖魔与天使、恶与善。这集中表现在后911新闻学的报道模式上：

好人对抗坏人
布什对抗萨达姆
美国兵对抗伊拉克抵抗分子

911新闻学、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发和目前艾滋病全球蔓延的语境下，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价值与伦理了。正确的新闻价值和伦理可以给这场与新旧流行疾病对抗的战争中带来积极的变革，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驱动力正在塑造一股以牺牲“公众的新闻价值”和国际社会利益为代价来提升“信息的娱乐化”和“信息的军事娱乐化”潮流的今日，这一问题就更加显现了迫切性。例如，在911之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中国的广播媒体和印刷媒体急遽扩充时段和版面，雇佣了更多员工，撰写和翻译与娱乐和军事有关的新闻故事。同时，电视频道大量邀请专家学者在谈话节目中畅谈军事和暴力。与此同时，中国广播媒体和印刷媒体雇佣的全职公共卫生报道记者人数在急遽减少，并少有开辟健康节目、版面或专栏的（见图1、图2、图3）。我们对中国媒体“非典”及艾滋病报道的分析显示，中国的记者和编辑迫切需要关于健康新闻学的专业知识和伦理规范。拿破仑曾说，“一支记者的笔等于两千把毛瑟枪”。我们相信，在公共健康工作中，一位优秀的记者或许可以相等于两千位医生。

图1： 中美主要报纸是否设有卫生与健康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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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京华时报》卫生与健康报道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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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华盛顿邮报》卫生与健康报道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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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京华时报》:卫生与健康新闻发稿条数约占其平均每天发稿量的1.7%（平均一天200条新闻）；《华盛顿邮报》:  卫生与健康新闻发稿条数约占其平均每天发稿量的（平均一天140条新闻）

二、从“他们的战争”到“我们的战争”
“非典”报道是一个很好的实证案例，展示了911新闻学对中国媒体景观的冲击。“非典”现在看起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控制，媒体与受众都不再处在情绪化中，因此，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对媒体的相关报道做一些理智的思考。

2003年2月8日，有关广州发生“致命流感“的消息通过一条短信在一天之内复制了4000万条传遍了中国，第二天这条短信复制了4100万条再次被广为传播，到了2月10日这条短信被复制了4500条。 2月11日新华社发出了第一条关于SARS的电讯稿,方获准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体广为刊播。但是从2月11日到4月11日非典从广州到北京一严重的爆发期间，无论是国内媒体到国际媒体并没有把关注视线放到非典上，他们并没有去为这这一严重的流行病大声疾呼。在这期间的两个月里，以美国媒体为主导的全球媒体和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密切关注伊拉克战争，有关非典的报道一直处于平缓期，直到4月11日美军占领巴格达以后，国内外媒体才把关注的视线转移到中国的非典。

全球传播系统和中国的新闻宣传系统是如何导致中国公众和全球公众在非典的爆发期未能关注和知晓这场公共健康危机的呢？在3月5日至15日期间，负责中国政治议程设置的中央电视台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都聚焦于中国的两会报道。“这个每年一度的会议在这一时刻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领导班子的诞生。会议期间，政府禁止了一切负面新闻报道，期望所有人都能高度关注国家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 

三月中旬全国人大一闭幕，中国媒体立即将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从3月20日到4月10日，中国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报道伊拉克战争的新闻。3月20日，一向管制严格的中国电子媒体对战争爆发进行了现场直播，并就此展开了新闻追踪。美国导弹袭击巴格达还不到一分钟，中央电视台的三个频道就开始了24小时同步转播CNN的报道，其中包括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布什的演讲。中央电视台的三个主要频道一边转播CNN在伊拉克的现场采访资料，一边对随时播报的新闻进行同声翻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卷入了这场新闻战，不断播发和刊登战争的即时新闻，包括在它们的官方网站上刊登布什演讲的全文翻译。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都打破了原有的正常播放计划，来进行现场播报。

政府批准对此次战争进行现场直播，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产业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的驱使，而这一驱动力要远远大于政府对媒介新闻报导的政治意愿。媒体商业化和产业化导致中国媒体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受视率、发行量、广告收入。这场适者生存的生死较量中，中国媒体不得不选择现场直播这场战争，否则它们就会失去受众。

战争爆发后，中央电视台的三个频道仿效CNN的24小时循环播报模式，将这场战争鲜活地带入全国性的演播室。据报道，在伊拉克战争以前，中央电视台每天播报285分钟（4.75小时）的电视新闻，但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战事报道却达到了每天13小时。中国的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也对这场战争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见图5）。中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成功的取悦了大众和广告商，并以此拓展了它们的市场。而且他们也确实与自己的观众和读者进行了很好的互动。一些学者和评论员成为了电视明星。一些研究显示，自从中央电视台开始现场直播伊拉克战争，它的收视率攀升了几倍。 三月份，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激增1亿元（12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个百分点。

图4：中国媒体伊拉克战争报道和“非典”报道的数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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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国和西方媒体评论家称赞中国媒体对此次战争的报道是一次“突破”，是国家新闻体系的一次进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国上下对这一崭新的媒体现象的高度关注拖延了政府和媒体对于“非典”病毒的关注，而后者才是与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直到巴格达陷落之后，关于“非典”的报道才开始占据每日报纸和电视新闻的头条。（见图5）

图5：中国八大主要报纸的“非典”报道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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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流行病通常不会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头条新闻事件，例如肺结核、血吸虫病和乙型肝炎，除非你能在其中找出一些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戏剧化要素。到非典疫情接近尾声的6月14日，中国累积临床诊断病例5327人，死亡345人，按照这一数字与其他疾病造成的死亡数字相比，SARS在我国并不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据统计，中国内地乙型肝炎患者约有1.2亿人，占总人口的10%左右，每年死于乙肝迸发症的人数接近30万人。中国每年大约有160万人患癌症，130万人死于癌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全球每年有6亿至12亿人感染流感，因患重症流感死亡的人数为25万至50万人，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是5万至10万人
全球媒体喜欢神秘的“非典”故事和它的标志性图像——口罩，它作为可以达到轰动效应的、媒体最渴望的、骇人听闻和大开眼界的形象，替代了911中的“双塔”、阿富汗战争中的塔利班头巾和伊拉克战争中的防化面具。在“非典”新闻报道中的其他戏剧元素还包括无所畏惧的英雄、渎职官员和无辜的牺牲者。他们全部陷入好莱坞的模式：一些是英勇的，一些是邪恶的，还有一些是悲情的。媒体乐于将一切事物即刻以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真假分明的形式展现，尽管戏剧化的情节的确有愉悦大众的功效，但是却缺乏思想深刻的分析和深入的采访调查。

在4月10日伊拉克战争结束之日，在全球性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关于“非典”的封面故事如下：

4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中国病毒：北京的沉寂如何令你窒息？”
5月1日，《远东经济评论》，“面红耳赤，中国在非典上的回转危及胡和共产党”
5月2日，《经济学家》，“非典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
5月5日，《新闻周刊》，“非典，会被制止吗？流行病的新纪元”
5月5日，《时代》，“非典国度：这一流行病是如何改造中国的”
5月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非典袭击祖国”
5月12日，《新闻周刊》，“非典危险近在咫尺：中国政治后果威胁发展中世界” 

图6: 美英四大新闻周刊2003年5月第一周有关非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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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非典”的封面故事都围绕着一张震憾的图像展开——戴着恐怖的大口罩的男女。“非典”报道被简化分类为毛泽东的形象或者戴着口罩的高加索（白种人）男女的形象，尽管它们是最不可能被感染上“非典”的。难道会如此的巧合，所有封面人物全都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所有的媒体只有一种声音？为什么看上去如此雷同？ 难道媒体失去了它的原创性，它的创新性和它的想象力？这些封面真实地反映了“非典”吗？

由于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已经成为了娱乐产业的一部分，而娱乐产业本身知道如何抓获和俘虏受众的注意力，故事越新奇刺激，就越被重用，编辑和记者不在乎是否在呈现给大众关于“非典”的信息的同时，也把大众引入了一场恐怖的梦幻中。许多媒体报道“非典”的标准就是吸引数量更多的、更愤怒的、更追求感观刺激的受众。

“非典”是一个报道起来很复杂的故事，它需要一定的语境。关于“非典”有太多的语境、太多的框架和太多的角度可以报道。但是，全球性媒体不仅夸张地描绘了这个故事，而且还在其中渗入了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角度和政治角度成为具有压倒性数量和优势的报道框架，仅有寥寥几篇报道是从医学角度和公共健康角度着眼。其他一些没有运用“口罩男女”作封面的新闻杂志，大多运用了带有明确政治议程的图象或符号。 5月5日的《时代》封面，“非典国度：这一流行病是如何转变中国的”，就使用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国旗上印有被病毒腐蚀的肺部阴影。5月1日的《远东经济评论》封面，“面红耳赤，中国在非典上的回转危及胡和共产党”，明显的指向中国新一代领导人。4月24日的《经济学家》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与“非典”》的文章，文章作者表达了对中国掩盖“非典”疫情的谴责。作者还进一步宣称，“现在每两年就爆发一次的众多流感就被认为是发源于中国”。 他甚至指控说，“中国会否采取行动确保它不再制造并释放这些肮脏的病毒”。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图像被刊登在《经济学家》的封面。它们表露出的幽默感显示全球媒体在乎的并非公众健康，而是政治因由。尽管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在4月中旬开始在不遗余力的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每天都十分负责任的、诚恳的发布全国“非典”统计数据，但是，5月9日，CNN的拉里•金（Larry King）谈话节目显示，世界上再没有人相信中国的政府权威了。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遭到了破坏。中国政府在处理“非典”相关问题上觉醒得迟了，因为，新一届政府需要时间来使自己适应公共健康危机的处理。

记者们总是透过他们自己的文化虑镜来看世界，他们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发生在异乡的事情。文化符号和历史上类似的典故也被运用于“非典”报道。由于人们对于异国他乡的知识十分有限，英国和美国媒体不得不运用一些与他们的媒体受众熟悉的形象向他们的受众做出解释。为了使人们理解“非典”，媒体不得不借助于历史上类似的事例，例如切尔诺贝利。《经济学家》和《纽约时报》就将“非典”比喻为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并寄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成为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普京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上采取的行动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就像是一场正在上演的间谍肥皂剧，全球性媒体上的某些“非典”报道无疑是带有偏见的，而且绝大多数读者无法区别其中的新闻事实与媒体炒做。

图7： 中国媒体“非典”报道阶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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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于公共健康危机的报道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向公众提供他们在危机中必须掌握的预防和治疗信息，以便于他们在疾病面前保护自己，这才是媒体理应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几乎没有人质疑公共健康突发事件需要媒体的报道。但是，刊登那些戴着防化面具的记者采访急救室里的人是为什么目的服务呢？那些图像只是为了追求感官刺激和轰动效应服务，观众从中无法获得任何保护他们健康的基本可靠的信息。在公共健康危机中，在客观新闻学和小报新闻学之间坚持正确的路线是多么困难啊。在信息娱乐化和追求轰动效应的潮流冲击下，这些故事就像是为媒介产业准备的爆米花，永远吃不厌。

全球性媒体能从“非典”报道中汲取经验教训吗？在公共健康危机中，全球性媒体应该扮演更富建设性的角色，多一分平衡性，少一分戏剧性，及时为公共健康危机中公众所必须的信息。长期作为全球媒体新闻框架的绝对消极主义和黑暗框架不适用为公共健康报道。2003年春天，短期性的“非典”型肺炎灾难消蚀了公众对长期性的更加致命的艾滋病、肺结核、血吸虫病和乙型肝炎的关注。这种恐慌式的媒体报道策略使公众对任何情况都反应过激，并且对艾滋病和其他长期存在的流行疾病持漠视态度。新闻中确实需要“非典”报道，但是全球性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听起来就像是黑死病重返人间。高度商业化的媒介产业难以保证在公共健康危机中进行真实报道和客观报道。

参考文献

  See John Pomfret’s repor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f May 13, 2003. 
  John Pomfret’s report in the Washington Post of May 13, 2003,
 《北京“非典”病死率4.8% 低于流感》，http://www.creaders.net 万维读者网 2003年04月25日
  April 10,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China Virus: How could Beijing’s Silence kill you”
  May 1,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Red faced, China’s U-turn on SARS endangers Hu and the Party
  May 2, Economist, the SARS virus: Could it become China’s: Chernobyl?
  May 5, Newsweek, SARS, can it be stopped? The New Age of Epidemics
  May 5, Time, The SARS Nation: how this epidemic is transforming China
  May 5,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SARS hits home
  May 12, Newsweek, SARS dangers ahead :Political fallout threats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Ching-Ching Ni, A Hotbed of SARS Warfare, May 8, 2003 the New York Times

References：
李希光：《新闻学核心》，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田发伟，李希光：《美国媒体对中国SARS报道的政治化倾向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二期。
夏倩芳 叶晓华，《从失语到喧哗： 2003年2月-5月国内媒体“SARS危机”报道跟踪》，《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二期。
Barbara, Md. Gastel, health writer's handbook, L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January 1998.
Bernadette West, Peter M. Sandman, Michael R. Greenberg, The Reporter’s Environmental Hand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