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膺“2005年中国10大敢言炮手”称号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日前在湖南大学演讲时，再次发射猛烈炮火：“中国电影堕落了！”他指出：中国的导演越来越多地为外国市场拍电影。《无极》无聊至极、电影已进入炒作的恶性循环、李安也不是华人的骄傲，等等（2006年6月8日南方网）。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电影观众，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觉得小崔的“炮火”还是非常准确的，但也有局限性。在我看来，小崔“炮火”的优点是击中了目标，缺点是只击中了目标的表面和外围工事，而没有击中核心和要害，所以有必要将他的“炮火”延伸一下。
　　
　　中国的导演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为外国市场拍电影”？这实际上是和当前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主流思潮是有直接关系的。诚如学者旷新年所言：“在中国当前主导的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世界主流文明’，这种观点简单地将美国定位为‘文明’”。因此，不论是持何种观点的文化人，也不论是官方还是个人，都以“国际学者”的头衔为荣，都以参与学术和文化的国际贸易为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来都不甘于寂寞的电影人又如何能够免俗呢？他们很自然的就会以好莱坞的标准为标准，以能够在国际上获奖为最高目标。他们对奥斯卡奖的渴盼程度，其实是绝不亚于冷宫中的宫女对皇帝“临幸”的渴盼程度的。在这样一种心态的支配下，他们拍出来的电影会尽量迎合谁的口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么，在中国的文化界、知识界，这样一种思潮为什么又能够占据主流呢？我的回答是：古已有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依附权贵的传统，封建时代自不必说，“学得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近代以来也仍然如此，依附性这一特征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附不同的权贵而已。现在是全球化时代，美国老大是最值得依附的，所以大家都费尽心思揣摩美国人的口味，难怪前两年有人猜测张艺谋的《英雄》是专门拍给小布什看的呢！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的电影要免于继续堕落，就有必要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文化人、电影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和任何权贵、资本等力量保持适当的距离。距离感是电影创作及一切思想表达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了距离感，任何自由的表达都可能受到损害乃至彻底丧失。文化人、电影人最好不要总是梦想着被强势的潮流和意识形态所拥抱和接纳，不要总是为了争宠而吵闹不休，互别苗头，而应该站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通过自己的作品，对一切政治实践和人类生活提出自己的种种质询和吁求。
　　
　　中国的电影要免于继续堕落，还必须解决好和底层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的断裂问题。记得1980年代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望乡》，影片揭露了日本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惜牺牲一代少女，让她们到南洋一带卖淫的残酷故事。在今日中国，为了完成同样的历史进程，又有多少少女卖淫？多少矿工惨死井下？多少农民失去土地？多少市民因为被强制拆迁而流离失所？多少改制的国企工人下岗？有任何一部电影反映过他们的痛苦，关注过他们的命运吗？没有！所以当我看到《无极》、《英雄》一类电影中的人物完全不受地球引力的影响，在空中自由地飘来飘去的时候，我不禁在想：陈凯歌、张艺谋们又何尝不是飘在中国的半空中呢？
　　
　　崔永元在演讲中断言：“中国电影已经死了”。我认同他的这个判断，而我认为中国的电影要起死回生，文化人、电影人就必须从半空降落到地面，必须从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出发，才有可能找到新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