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授朱学勤一再力挺上海历史教科书淡化中国革命史、淡化毛泽东是件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它可以令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正在干什么，也可令国人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所谓的新观念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到底有多少依据。

朱先生再三肯定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淡化了过去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样的一种历史观”，“突出的是文明、文化、科技、生活”，“读这套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我认为那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长大了”；“我首先就不赞成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讲法，鲁迅的这种历史观就是过去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喝狼奶的教育，不是喝人奶的教育，训练出来的是狼，不是人”。

中国历史是不是阶级斗争史，是不是“人吃人”的历史，的确是不同史学家就有着不同看法的。但史实究竟如何，却不会依着谁的看法而改变。朱先生今天可以大批鲁迅的“人吃人”史观，却无法改变一切历史记载。说奴隶主“暴夺民衣食之财”的，是墨子；称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是庄子；骂“苛政猛于虎”的，是孔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告诫，出在《国语》中；被车裂的变法者商秧和揭竿而起的陈、吴的传，列在《史记》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均是唐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位明人，反对宰相魏中贤，头颅被砍下来放在城墙上，撰碑以记的是复社的张溥。大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是清末举人谭祠同。此列人等，生死皆在鲁迅之前，既未见过马列“邪说”，更未与过共产革命，所接受不仅可谓十足儒道，本身就不乏儒之大家先贤，何以所记所言皆有“暴力”“人砍人”？所言是否亦成“农民起义历史观”之一部？朱先生是历史学家，对这些史籍当更加清楚，请问：他们也“对历史大扭曲、大曲解、大减化”了吗？远的不再说了，即如辛亥革命、戊戌变法、义和拳变、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入京，单是自1840年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就有1182件之多，这都是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的事吗？在洋人官府富豪之下的黎民百姓的被奴被虐被关被杀且不说，就拿女子緾脚这种世上唯一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残礼酷义，民元革命之前，有谁为之呼吁改革吗？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不是仍颁布了表彰“烈女”的《褒扬条例》，而上海县知事居然援例为一“烈女”“仰祈鉴核，俯赐咨行内务部，将陈烈女按例褒扬，实为德便”吗？而这位上吊而亡的“陈烈女”，竟不过是一个连丈夫面也没有见过的十七岁少女。这不是旧礼教吃人又是什么呢？

说到这里，我都感到十分不可思议。因为我举的“烈女”一例是从胡适先生在1918年发表的《贞操问题》中借来的。而以緾脚为例对旧文化的批判，则取自胡适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时在1962年。想不到大陆上的史学家，竟不如近半个世纪之前的台湾学者，更不如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博士之有见识。更想不到身处“改革前沿”的上海的教授，复辟得竟如此之远。

这样，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朱先生叫喊兜售“更文明、更符合法律的办法”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奶”了。法律和法庭，自然是好东西。施洋，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沈钧儒，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史良，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都是法律工作者，当年名气，并不比今日朱教授小。他们何曾“砍人”，但终因所求目的不合当局所愿，虽颇“合法”，依旧被砍的被砍，被关的被关。另一面的人士，想必都是“喝”朱先生所言之“人奶”长大的了，但用起步枪来，用起监狱来，似乎也并不比“喝”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人们更有人性。这是旧事。还可以说点新鲜的：江西瑞金一18岁青年，替受工伤后来不治身死的弟弟讨要工钱，7元钱步行了三天，“越想越伤心”之际跳桥自杀，结果被判以“扰乱治安”罪“劳教”一年。两位四川民工因不给工钱而停工，结果是戴着脚镣手铐去派出所参加“劳动仲裁”。而在同时，成都贪官“服刑如度假”，在监狱里享受着“人文关怀”；贵地上海，也出台了宽容收贿官员的《研讨会纪要》。此等“人奶教育”出来的“办法”，除了多一张人皮之外，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更文明更符合法律”之处。便是朱教授一提到鲁迅，断然喻之曰“狼”；一说到“三十年前的思维体系”，愤然比之以“狼奶教育”，这“语言”与“文革式语言”相较，也并无二致。任何人一听，也是能听出这也不是“喝人奶”教育出来的声音，还是触在地上的一种呜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