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美国大学有超过一千六百万的学生，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再过两年这个数字将超过一千七百万，而且会继续增长，因为2008年的高中毕业生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现在18到24岁的年轻人中将近70%的在上大学，高中毕业生中的80%以上要上大学。上大学几乎成为我们社会年轻人必须度过的人生阶段，成为找到中产阶级工作的必要条件。

今年的新生进入大学校园后，会看到一个奇特的世界，里面有赫赫有名的运动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大型科学研究所等用左翼意识形态术语确定自身定位的种种机构。这种情况在100所左右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名牌大学里尤其明显，它们都是能够从众多申请者中挑选优秀学生的单位。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院系也是如此，它们认定学术机构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这些学生进入了我们可以称为“左派大学”的世界。

左派大学的意识形态是反对美国，反对资本主义的。按照我的理解，左派大学主要是为长期以来遭受西方压迫的受害者群体---女人，黑人，墨西哥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被官方认定的受压迫者群体争取平等权利，为这些人代言。这就是每个大学系主任，教务长，校长都必须发誓遵从和忠诚的所谓的“多样化”意识形态。

其实，当代大学的多元化只是表现在定义和意识形态上，不是在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斯坦利•罗思曼（Stanley Rothman）,罗伯特•林奇特（Robert Lichter）,尼尔•内维特（Neil Nevitte）最近对大学教师的全国性调查显示超过72%的人拥有自由主义或者左派的核心观点，而只有15%的人拥有保守派观点。该调查还发现特别是1980年以来，学术界的舆论稳定地往左派方向移动，因为受60年代思潮影响的人开始控制学术界的大权。在政治观点与学术问题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观点的分布更是向左派倾斜。和从前的教授不同，现在的许多老师相信自己有责任在课堂教学中宣传政治观点。因此名牌大学的学生报告说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习中不断受到政治宣传的轰炸。

该研究者还发现大学教师中民主党员占总数的一半，而共和党员的比例只有11%。没有人会感到吃惊，因为推动大学的元化意识形态正是民主党的核心观念。其他研究者也发现更加倾斜的分布比例。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在对全国教授的调查发现在人文社科领域民主党教授和共和党教授的比例是7：1。与此同时，大学管理者和学院继续推动多元化运动，虽然大学已经在教授们最应该关心的思想领域严重地一元化了。

这就是左派大学。它们已经与美国社会上的其他自由派团体、左翼机构如好莱坞，工会组织，大型慈善基金会，新闻媒体，当然还有民主党结为非正式的政治同盟。所有这些机构都信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为学术界在不断左倾的进程中提供政治保护和鼓励。

但是有迹象表明左派大学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左派意识形态很快就要遭遇新一波的变化和改革。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美国大学比较长的发展历史。

二、

在美国历史从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到1900年左右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在改变美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很微小。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和公立大学成立的19世纪初期，高等教育机构基本上是按英国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新教教派如公理会，圣公会，或者长老会创立或控制。这些机构的目的是培养性格，给年轻人传授知识和正确的原则以便他们能从事教学，传教，或者法律等工作。很少人会认为这些地方是产生新知识或者进行创造性实验研究的所在。英国和美国一样，研究和科学发现是由非学术性机构资助的，比如位于伦敦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或者位于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由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创立）。

美国缔造者中确实有些人对学术机构在新政府中充当的作用非常感兴趣，但是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和宪法起草者中有很多在新生国家成立之前就存在的9所大学里上大学。比如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约翰•杰伊（John Jay）曾在国王学院（后来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威廉和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上学，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学习，富兰克林曾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始人。尤其是杰斐逊和麦迪逊在上大学期间接触到自由的理想和限制性的政府，研究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及其他英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的著作。在大学时代，他们陶醉在哲学研究里，后来把这些思想作为新国家的纲领。但是这些人明白他们不是作为学者或者大学教授而是作为“文学家的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成员（杰斐逊的话）。他们在历史和哲学方面造诣很深，学习古典语言和政治为的是使用过去的经验解决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

杰斐逊或许因为自己的学术经验，对大学应该培养年轻人进入“文学家共和国”，成为真正共和国的聪明领导人的观点不以为然。就像麦迪逊一样，他明白他们帮助建立的新共和国的秩序要求学术机构比已经存在的大学更多世俗和哲学观点，更少宗教和职业色彩。在他们当总统期间，都建议按照这个目标成立公立大学，但是这些建议在国会里得不到赞同，因为很多议员相信共和国的安全建立在国家机构的设计上而不是培养领导阶层的人的脾性上。麦迪逊本人在宪法辩论的时候就提出的观点。因此，杰斐逊的晚年把主要精力转向创立弗吉尼亚大学，他认为这是共和国新型大学的原型，要招收该州最优秀的学生，为他们提供用希腊罗马语言和历史讲授的世俗教育，实际科学，和对宪法的正确理解。他活着看到了愿望的实现，1824年参加了大学的成立庆典（和麦迪逊和拉斐德（Lafayette）一起），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但是杰斐逊对新共和国政治培养人才的新大学视野夭折了。美国从1830年开始日益严重的地方主义以及对奴隶制和西部扩张的痴迷破坏了杰斐逊超越地理，个人背景和狭隘利益的文学家共和国的理想。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描述的赞美平等和普通人的新兴杰克逊文化，对不切实际和贵族化倾向的机构表现出怀疑和不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他的支持者嘲笑公立大学缺乏民主，是对普通人的公开侮辱。曾经被称为“拓荒者民主”（Pioneer democracy）明目张胆地怀疑专家的智慧。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大学多数都是根据职业目标而不是杰斐逊理想指导下成立的。

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术机构的运行和改变美国面貌的重大经济和政治事件没有什么联系。大学对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新教的复兴，杰克逊主义的崛起，废奴运动的蓬勃发展，共和党的出现，南方的脱离联邦，内战后工业的崛起，甚至像超验主义思想运动等都无可奈何。那个时代的大企业家比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或者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都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大学经验的白手起家者。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总统杰克逊和林肯连正规的教育都很少。大学没有举行什么活动比如运动比赛，或者名人演讲，无法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大学专注于教学意味着其影响力没有超越本地圈子，也意味着大学内部不可能形成学术企业中心或等级结构。因此，在内战将近结束的时候，大学在美国生活中仍然处于边缘的位置。

三、

劳伦斯•维希（LAURENCE VEYSEY）在《美国大学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中描述了现代大学形成于1870年到1910年。在这个阶段的改革和创新中，大学开始打破以前与宗教团体的联系，拥抱世俗的原则包括科学，进步，民主等，采用了确定高等教育到如今的研究规范和学术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