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受到地方派系冲突消失，拓荒者临近终结，科学和产业的兴起，以及愿意把手里积蓄的巨额财富兴办教育的富豪的鼓励等，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从内战结束到1890年，美国的大学数量从500所一下子翻了一番达到1000所，学生数量翻了两番超过了15万人。到1910年的时候，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5万人。我们当今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大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包括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和克拉克大学（Clark）都是由富豪商人经济上的支持的。这个时期的学术革命主要是由大学校长指导和推行的，这些人包括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霍普金斯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康乃尔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伯尔（William Rainey Harper）,斯坦福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和普林斯顿校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可以想见大学校长的声望多么大，普林斯顿校长威尔逊在1910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州州长，两年后当选美国总统。

这次革命的智慧灵感和机构模式并不是来自杰斐逊或者弗吉尼亚大学，或者任何别的美国源头。而是来自18世纪初期给德国学术界产生革命变化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模式来自1810年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创立的柏林大学，他受到理想主义哲学家费希特（Fichte）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的影响，这些人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寻求不受政治和宗教当局约束的科学、哲学和道德上的真理。最开始是研究机构的柏林大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真理不是已知的，传授下来的东西，而是不断探索和不断修正的内容。它纳入了大学教授选择研究内容和担任课程的自主性做法，把学生看作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初级合伙者，也就是说在接受培训的研究者和教授。这种新的机构把大学的目的从神学，传统，和职业教育引向科学和世俗研究的方向。同时大学也抛弃了转向古典作家寻求道德教育和政治指导的做法。新大学因而把教授而不是学生，宗教团体或者公共官员置于机构的核心地位，因为是教授最终决定研究什么，讲授什么。

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在美国内战后的及时年里迅速推行开来，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作为第一个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的机构。已经去世的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把这称为“西半球学术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事件。”希尔斯指出这个创新给其他院校施加了压力也必须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生院。哈佛很快就成立的自己的艺术和科学研究生院，以便跟上霍普金斯。斯坦福大学是按照类似的原则1891年成立的，紧跟着加州大学成立。洛克菲勒资助成立的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892年，大学老师的选聘和晋升主要根据科研成果。中西部的大学尤其是密执安，威斯康星，伊利诺斯等都在拥抱研究型大学模式。就是在这里霍普金斯的改革，出现了大学之间竞争地位和名声的重要领域，通过这种竞争，美国的现代大学诞生了。

希尔斯强调美国采用德国大学模式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是正确的。在美国，就像在德国一样，研究模式让教授的地位从教师转变为独立的学者和研究者。教授不再传授普遍接受的真理和传统的道德理想，而是在追求新知识的情况下对这些真理和理想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审视。教授们作为科研机构的新职员很快就宣称他们是决定课程内容，新教师聘用和提升等问题的权威。给予教授教学和科研广阔空间的学术自由的现代原则也是作为这些前提的自然后果而确立了。正如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法律就是法官说过的话，改革后的大学就是大学教授决定要做的事情。

随着现代大学逐渐成型，大学老师开始组建专门的院系，或者科室，各自有自己学习，研究和发表成果的正式规定。正是在这个时期各种学会开始成立，包括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885),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1899),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03),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05)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学会，每年举行全国大会，出版专门刊登代表本协会研究成果水平的刊物。这些协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国性的团体，它们让教授的注意力从自己学校的学生身上转向全国各地其他院校中的本专业同行。各自领域的教授的地位建立在他们发表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而这些成果又成为决定本专业甚至本研究所在全国地位的新基础。

因此现代大学的出现产生了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是靠思想生活的男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女人）。在此之前，美国的智慧生活是由牧师和贵族（开国元勋们）控制的，到了19世纪是有独立思想家支配的，他们通过出版著作和文章获取收入。现在大学教授比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因为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成为名人。不可否认的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最终开始思想趋同。当然在美国大学里成为明星的专业知识分子也是如此。

四、

洪堡特、康德也一样，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同情自由，理性，启蒙运动对宗教，神学和传统的批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他们的学术改革是建立在理性，科学，自由的探索和追求新知识的“自由派”大学。专心创造新知识和质疑老传统的新大学肯定与追求自由但同时受到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智慧传统影响的美国政治形成摩擦。美国革命和宪法是建立在18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思想家的著作基础上，但是现代大学主要受到产生于德国和法国等大陆思想家的著作。哈佛历史学家默顿•怀特（Morton White）在《美国的社会思想》（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中写到大学革命的许多思想领袖都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英格兰经验主义传统的激烈批评者。这些人比如哲学界的杜威、经济学界的托尔斯坦•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历史学界的查尔斯•比尔德和詹姆斯•哈威•鲁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法学界的霍尔姆斯都认为英国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太抽象，不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不能解决现代生活的具体问题。许多人，尤其是杜威和罗宾逊是通过介绍源于黑格尔的德国历史思想做出这些判断的，该派学说强调文化和历史革命是理解社会和政治的钥匙。

正是从这个立场上，凡伯伦和其他经济学家反对亚当•斯密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杜威攻击大卫•休谟，比尔德和罗宾逊批评传统的不能把过去和当今问题结合起来的叙述性历史学家，霍尔姆斯攻击那些认为宪法的文字回答了关于法律的所有问题的法学家。这些思想家不仅是大学教授，还是新大学的产物。杜威和凡伯伦都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还有前总统威尔逊），罗宾逊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所有这些人除了不是大学教授的霍尔姆斯以外，都得出结论美国宪法以及背后的哲学在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时是不够的。这让他们寻找新的智慧基础，来解决政治，历史，经济，法律，和教育问题。

正是通过这些理论现代大学奠定了政治进步主义的思想基础，国家管理的自由派定位，以及对非党派专家的依赖。在很多情况下，大学提供了哲学和理论弹药以外的东西。第一波大规模的进步政策试验出现在1890年代初期，当时威斯康星大学为州长和州议会提供研究服务。后来被称为“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成为众多学校效仿的模式。大学可以为政府提供信息，统计数据，技术指导，以便实行有效率的有智慧的施政，与政府形成伙伴关系。不仅如此，正如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说的，大学要培养担任法官的专家和用不偏不倚的态度调停冲突的经济利益的管理者，比如劳资冲突。虽然大学应该充当非党派的角色，学术机构隐含的目标是通过立法和管理来控制大企业，很快美国的企业领袖就明白了。但是这种非党派的理想是真诚的，进步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家，哪个政党都没有接受这些主张。只是到了1930年代，它们在罗斯福当政的民主党里永远地安了家。

威斯康星思想让大学的一个新角色大白于天下，那就是把专家和专家知识带入政治进程中间。这是新兴大学和进步运动最明显的联系之一，因为大学是设计和实施进步政策所需要的专家的逻辑上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大学按照威斯康星模式建立了研究中心，最终导致公共政策学院的创立和公共政策专家群体的形成。从合众国成立到内战的80年左右时间里，设计宪法和政策的理论家和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是同一批人。比如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人物如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和林肯总统。随着大学的兴起，政治理论和研究项目越来越多地被学者设计发明，如杜威，比尔德或者威斯康星教授，他们在选举政治的领域之外操作，他们的经验和现实情况差别很大。对专家的依赖导致自由派人士是政府的代表还是普通百姓的永久矛盾态度，因为专家虽然以人民的名义发言，他们也非常清楚如果寻求他们的认可或者赞同是实实在在的巨大风险。

所以现代大学和现代自由派运动逐渐形成几乎同时出现决不是巧合。人们甚至进一步可以说在从内战后到当今的140年时间里，美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一直是和大学的命运纠缠不清，一方的重大变化往往伴随着另一方平行的相应的变化。因为回顾这个阶段，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所了解的自由主义就是来源于现代大学的兴起。

五、

在从1910年到1960年的50年时间里，美国学术体制继续按照新大学模式发展。由公共资金强力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大幅度增加。研究型大学和小型的人文艺术学院的差别也在迅速扩大。教授治校成为通行的标准。选修制（The elective system）基本上得到普遍推行，导致关于“核心课程”和争论，以及对专业化和过分强调专门知识走向极端的担心。大学学位被学生和家长看作找工作或者未来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公共官员和学术领袖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同意大学教育应该对所有人开放。

从1920年到1950年，许多名牌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连续不断地努力把新的重点放在专业化和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等更广泛的课程的专门知识上，因为这些领域逐渐被呼吁加强，大学变得越来越世俗。杰斐逊关于“文学家的共和国”的理想在现代大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哥伦比亚大学在1920年代建立了被广泛模仿的“当代文明”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让他们（在世界大战的前夕）了解现代学术机构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大学老师试图用包括科学，历史，文学，美国民主等非常广泛内容的通才教育的核心课程来和专业化对抗。这些有思想深度的革新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进步事业强调的专业化和政治改革，而且，他们给学术机构提供了智慧的重量，使大学与美国的过去，以及诞生国家和大学的美国文明联系了起来。

到了1965年，美国大学在公众评价方面恐怕处于高峰。大学里的科学家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发明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大量进入大学，使得大学呈现成熟和严肃的氛围，这在从前是缺乏的。（后来也再没有过）所有领域的教授，包括人文和艺术类的，都享受崇高的地位。大学的体育运动通过全国性的电视转播赢得大批的观众。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造成从1960年到1970年的大学人数翻了一番（从三百五十万人增加到八百万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美国大学在1965年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简直和1870年到1910年形成时期的变化一样大。这个时期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加上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风起云涌，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等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发生第二次革命，诞生了更加平等的，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更政治化的大学（总体上说），但是和以前相比学术性少了，对事业上的专心致志和活力更少了。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左派大学取代了自由派大学。

六、

在这个短暂时期发生的主要变化或者倒退在美国教育历史上是空前的：女子大学全部消失，大学对学生的道德规范也消失了，政府对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张了，给大学施加压力聘用女性和少数民族教授。讲授课程内容和鼓吹政治立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甚至完全消失了，因为新的校园极端主义认为所有的教学在本质上都是政治，学术文化的自由基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受到攻击和破坏。人文科学的融合性特征被颠覆被破坏，当人们说人文科学代表了欧洲白人男性的压迫性传统，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视角的新领域不断在传统院系之外创立起来，因而增加了更多的教授职位来容纳激进思想的人士，严格的学术条件，包括精通外语等被软化甚至消除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已经扭曲的教授意见根本性地转向了左派。所有这些变化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喧嚣十年间全面开花，在后来的十年里逐渐定型化。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左派大学颠倒或者修改了自由派大学的假设和做法。自由派大学的设计构造对国家的前途是乐观主义的，是朝前看的，期待民主和自由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是左派大学的领导人是闷闷不乐的，悲观沮丧的，把美国的历史看作压迫人的故事。自由派学者相信通过理性和知识的使用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左派学者认为理性和知识是追求大公司和保守派利益的假面具。尽管老牌自由派人士在政治中开辟出专家和专家知识的角色，左派人士则蔑视专门知识，拥抱赤裸裸建立在团体利益基础上的多元化主张。自由派相信学术自由，而左派学者支持自己的学术自由，否认保守派或者温和派的学术自由，否认与自己观点不符的发言者的自由，否认学生希望了解非意识形态立场的自由。一百年前的自由派通过建立在19世纪哲学基础上的智慧视野控制了大学，我们时代的激进分子通过组织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精心动员的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协助的政治和政治压力取得控制地位。

另外，左派大学里还有强大的反文化的因素，这是自由派大学里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存在的情况。虽然自由派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宪法进行实际的改革，但是1960年代的激进分子更进一步发动对美国文化和中产阶级方式的全面的攻击。他们指责该生活方式压抑，乏味，堕落。1960年代的文化极端主义来自19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Beats）对于新的校园左派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因为它许诺了超过政治改革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另类的生活方式，颠倒的道德观念，新潮的服装样式，崭新的工作模式。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极端主义因而几乎是整体进入大学校园，因而大学最终也从中产阶级生活的道德重新占有的避难所变成探索不同生活方式的试验场。在过去，寻找放荡不羁生活方式的美国人，或者躲避中产阶级期待的人，会逃亡到乡下，或者欧洲，如海明威或者其他作家在1920年代做的那样，或者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或者旧金山，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在现代大学安了家。

自由派大学里确实有明显的弱点使得激进派能够用来攻击并取而代之。一百年前建立自由派大学的领袖们创立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来抗拒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如保守派商人，财产受托人，以及与教授政治观点不同的捐款人，或者因为个别教授的非正统观点而企图惩罚大学的立法者或者政客等。但结果是，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在面对来自有组织的学生和左派教授等校园内部的攻击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扰乱课堂，警戒教授家庭和办公室，占领行政大楼，对教授和管理者发出威胁，等街头政治所用的那一套手段控制了大学。

自由派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家后院起火的情形，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局面，同时又不背叛追求理性和成果堆积起来的权威的信仰。而且，自由派基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一直到1950年代的理论而对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宪法的全面的批评，但是没有能够在现实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失败让自由派显得无能懦弱，引来激进分子的蔑视。所以自由主义遭遇左派的猛烈攻击，几年之内自由主义（以及大学）就被身份政治，团体权力，和多元化取代了。而且在许多美国人眼里，自由主义迅速失掉了吸引力，和说服力，民主党一旦与自由主义拥抱反而下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的后果显示了支配美国大学原则的某些指标性的东西。

七、

所以美国大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经历了两大革命性变化。第一个是进步改革的思想所推动，第二个是文化转型的激进主义。第一场革命创造了自由派大学，第二场革命产生了左派大学。两者都有深远的影响，它们促成了自由主义和左派思想的系统阐述，因而和政治改革的广泛运动联系起来。左派大学已经风行30年以上，有没有迹象显示另外一场革命的形成呢？让大学走向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方向？

比如，不妨考虑一下过去一代的重大事件，受左翼观点奴役的教授们既没有先见之明，也没有理解力。首先有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垮台，据说两者在倒台的前一天都还被学术界专家认为运转良好呢。随后同样异常的事件是社会党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遭到怀疑和丧失信用，而市场革命在同一时间在中欧和亚洲获得新的力量。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出现让国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