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代大学和现代自由派运动逐渐形成几乎同时出现决不是巧合。人们甚至进一步可以说在从内战后到当今的140年时间里，美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一直是和大学的命运纠缠不清，一方的重大变化往往伴随着另一方平行的相应的变化。因为回顾这个阶段，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所了解的自由主义就是来源于现代大学的兴起。

五、

在从1910年到1960年的50年时间里，美国学术体制继续按照新大学模式发展。由公共资金强力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大幅度增加。研究型大学和小型的人文艺术学院的差别也在迅速扩大。教授治校成为通行的标准。选修制（The elective system）基本上得到普遍推行，导致关于“核心课程”和争论，以及对专业化和过分强调专门知识走向极端的担心。大学学位被学生和家长看作找工作或者未来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公共官员和学术领袖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同意大学教育应该对所有人开放。

从1920年到1950年，许多名牌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连续不断地努力把新的重点放在专业化和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等更广泛的课程的专门知识上，因为这些领域逐渐被呼吁加强，大学变得越来越世俗。杰斐逊关于“文学家的共和国”的理想在现代大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哥伦比亚大学在1920年代建立了被广泛模仿的“当代文明”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让他们（在世界大战的前夕）了解现代学术机构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佛大学老师试图用包括科学，历史，文学，美国民主等非常广泛内容的通才教育的核心课程来和专业化对抗。这些有思想深度的革新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进步事业强调的专业化和政治改革，而且，他们给学术机构提供了智慧的重量，使大学与美国的过去，以及诞生国家和大学的美国文明联系了起来。

到了1965年，美国大学在公众评价方面恐怕处于高峰。大学里的科学家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发明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兵大量进入大学，使得大学呈现成熟和严肃的氛围，这在从前是缺乏的。（后来也再没有过）所有领域的教授，包括人文和艺术类的，都享受崇高的地位。大学的体育运动通过全国性的电视转播赢得大批的观众。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造成从1960年到1970年的大学人数翻了一番（从三百五十万人增加到八百万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美国大学在1965年以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简直和1870年到1910年形成时期的变化一样大。这个时期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加上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风起云涌，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等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发生第二次革命，诞生了更加平等的，更加意识形态化的，更政治化的大学（总体上说），但是和以前相比学术性少了，对事业上的专心致志和活力更少了。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左派大学取代了自由派大学。

六、

在这个短暂时期发生的主要变化或者倒退在美国教育历史上是空前的：女子大学全部消失，大学对学生的道德规范也消失了，政府对劳动用工的管理扩张了，给大学施加压力聘用女性和少数民族教授。讲授课程内容和鼓吹政治立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甚至完全消失了，因为新的校园极端主义认为所有的教学在本质上都是政治，学术文化的自由基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受到攻击和破坏。人文科学的融合性特征被颠覆被破坏，当人们说人文科学代表了欧洲白人男性的压迫性传统，往往带有意识形态视角的新领域不断在传统院系之外创立起来，因而增加了更多的教授职位来容纳激进思想的人士，严格的学术条件，包括精通外语等被软化甚至消除了。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已经扭曲的教授意见根本性地转向了左派。所有这些变化在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喧嚣十年间全面开花，在后来的十年里逐渐定型化。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左派大学颠倒或者修改了自由派大学的假设和做法。自由派大学的设计构造对国家的前途是乐观主义的，是朝前看的，期待民主和自由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是左派大学的领导人是闷闷不乐的，悲观沮丧的，把美国的历史看作压迫人的故事。自由派学者相信通过理性和知识的使用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左派学者认为理性和知识是追求大公司和保守派利益的假面具。尽管老牌自由派人士在政治中开辟出专家和专家知识的角色，左派人士则蔑视专门知识，拥抱赤裸裸建立在团体利益基础上的多元化主张。自由派相信学术自由，而左派学者支持自己的学术自由，否认保守派或者温和派的学术自由，否认与自己观点不符的发言者的自由，否认学生希望了解非意识形态立场的自由。一百年前的自由派通过建立在19世纪哲学基础上的智慧视野控制了大学，我们时代的激进分子通过组织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精心动员的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协助的政治和政治压力取得控制地位。

另外，左派大学里还有强大的反文化的因素，这是自由派大学里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存在的情况。虽然自由派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宪法进行实际的改革，但是1960年代的激进分子更进一步发动对美国文化和中产阶级方式的全面的攻击。他们指责该生活方式压抑，乏味，堕落。1960年代的文化极端主义来自19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Beats）对于新的校园左派有非常强的吸引力。因为它许诺了超过政治改革以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另类的生活方式，颠倒的道德观念，新潮的服装样式，崭新的工作模式。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极端主义因而几乎是整体进入大学校园，因而大学最终也从中产阶级生活的道德重新占有的避难所变成探索不同生活方式的试验场。在过去，寻找放荡不羁生活方式的美国人，或者躲避中产阶级期待的人，会逃亡到乡下，或者欧洲，如海明威或者其他作家在1920年代做的那样，或者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或者旧金山，但是现在这些人都在现代大学安了家。

自由派大学里确实有明显的弱点使得激进派能够用来攻击并取而代之。一百年前建立自由派大学的领袖们创立了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措施来抗拒来自外部世界的攻击，如保守派商人，财产受托人，以及与教授政治观点不同的捐款人，或者因为个别教授的非正统观点而企图惩罚大学的立法者或者政客等。但结果是，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在面对来自有组织的学生和左派教授等校园内部的攻击显得无能为力。这些人扰乱课堂，警戒教授家庭和办公室，占领行政大楼，对教授和管理者发出威胁，等街头政治所用的那一套手段控制了大学。

自由派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家后院起火的情形，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局面，同时又不背叛追求理性和成果堆积起来的权威的信仰。而且，自由派基于“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一直到1950年代的理论而对美国资本主义和美国宪法的全面的批评，但是没有能够在现实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个失败让自由派显得无能懦弱，引来激进分子的蔑视。所以自由主义遭遇左派的猛烈攻击，几年之内自由主义（以及大学）就被身份政治，团体权力，和多元化取代了。而且在许多美国人眼里，自由主义迅速失掉了吸引力，和说服力，民主党一旦与自由主义拥抱反而下降到一个次要的地位。这样的后果显示了支配美国大学原则的某些指标性的东西。

七、

所以美国大学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经历了两大革命性变化。第一个是进步改革的思想所推动，第二个是文化转型的激进主义。第一场革命创造了自由派大学，第二场革命产生了左派大学。两者都有深远的影响，它们促成了自由主义和左派思想的系统阐述，因而和政治改革的广泛运动联系起来。左派大学已经风行30年以上，有没有迹象显示另外一场革命的形成呢？让大学走向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方向？

比如，不妨考虑一下过去一代的重大事件，受左翼观点奴役的教授们既没有先见之明，也没有理解力。首先有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垮台，据说两者在倒台的前一天都还被学术界专家认为运转良好呢。随后同样异常的事件是社会党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遭到怀疑和丧失信用，而市场革命在同一时间在中欧和亚洲获得新的力量。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出现让国际关系专家不知所措，他们本来相信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者说，共产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会在某点上以接近瑞典福利国家的形式上融合在一起。洛克，亚当•斯密和美国缔造者所想象中的世界各地对自由的热情对于左派学者来说是最让人困惑不解的发展了，因为他们对此没有任何的同情心。在国内政治领域，学术界专家声称福利制度在过去三十年根本没有影响涉及都市贫穷，犯罪，家庭破裂，少女怀孕等，这是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成功所破坏的意识形态观点。大学教授们虽然热心世俗观点，却没有预见或者明白世界各地出现的宗教极端分子的兴起。外部世界一步一步地系统性地戳穿了左派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

但是上文只是所有错误，虚幻和误解等等不断扩张的目录的开始。整整一代人了，大学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和教学，该主张鼓吹对外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但是在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后，我们迅速了解到美国培养的能够了解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的专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和反击这种新的威胁的专家实在太少了。结果说明了多元文化主义根本不是在研究外国文化或者语言，而是动员各种国内团体在美国国内发挥政治影响力罢了。在内容上，“多元文化主义”就和“多元化”一样空洞。

如果说美国处在企图修复1960年代激进行动对文化造成的破坏的道德反革命运动中是正确的话，那么，大学显得不协调，不合拍。离婚率和私生子数量已经在下降，都市犯罪在规模上在下降，达到了几十年前的水平，少年喝酒和吸毒在减少，文化活力的众多其他标准都显示情况在改善的迹象。所有这些都显示1960年代控制大学的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中产阶级理想的持久力量正在重新得到确认。

大学教授们对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发展的观点一直是错的，大错特错了。在他们看来，正如棒球明星尤吉•贝拉（Yogi Berra）所说“未来不是从前的重复”。在很大程度上，科学之外的大学教授失去了理解和影响外来世界的能力。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多地被私人研究中心和更接近现实的，更关注社会最新发展的独立学者所取代。比如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等研究中心在最近几十年来对公共政策领域的影响力超过所有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加在一起还大。众多独立的报刊比如《新批评》（New Criterion）《评论》（Commentary）《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都从大学抢走了在艺术，人文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思想界领袖地位。当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非学术界人士如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和朗•切诺（Ron Chernow），连同他们的恩人理查德•吉尔德（Richard Gilder）和刘易斯•莱尔曼（Lewis Lehrman）在复兴美国历史研究方面比任何大学的历史教授都大。学术界当今失去影响力是因为三十年前它把赌注押在了1960年的激进思想上了，显然他们输得精光。

而且，左派大学的失败，连同其某些代表人物的过分行为，逐渐导致受托人和捐款者甚至校长和院系主任提出大学到底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就该提出来了。比如，如果大学教授们用同一种方式思考，如果针对重大问题的真正的辩论被打压，如果意识形态言论充斥思想的讨论，如果学生对和平运动的了解比对宪法的了解还多，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系主任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的了解比对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了解还多，大学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

20年前，当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出版其畅销书《美国思想的终结》（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时，他是少数几个呼吁人们对左派大学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人物之一。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倡议时不时在校园里出现不仅要诊断问题而且提出改进的办法。确实，现在有几十个组织推动校园里思想活动和思想多元化。

大学受托人开始打破人为的障碍，强调不仅大学教授有资格对课程改革和聘用教授发表意见。比如，今年早些时候，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校友选出了两个候选人进入校董事会，他们在集会上呼吁思想多元化和校园的更高学术标准。科罗拉多大学的董事会对沃德•丘吉尔的可耻失败以及对自己学校的学术标准的影响感到厌恶，进一步创建了新的本科生“西方文明”课程。纽约州立大学的受托人和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受托人受到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的鼓励也推行了支持西方文明和美国历史的学术标准。几年前，纽约州立大学的受托人看到30年前激进思想控制的标准的垮台受到震动，采取步骤加强了大学录取的标准，为课程中注入了真实的内容。其他地方的受托人，受到这些例子的鼓励，也发现如果他们的大学要得到拯救，就不敢依靠教授们做这些事情。

立法者和公共官员也在观望是否要采取行动以便对公众对大学走向的关注做出反应。因此，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的中东研究所的反对犹太人行为的担心，国会现在正考虑立法加强对政府拨款的监督，而且如果发现单位有这类滥用的行为将剥夺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对于类似担心的反应，美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宣布它要调查大学校园里的反犹太人丑闻。

与此同时，有些慈善家开始注意到校园中的反美主义，和其他病症尤其是反犹主义，反伊斯兰主义，种族隔离主义，和反企业的关系。看到这些罪恶的联系，当然是对的，看到需要打击左派大学豢养的广泛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这些罪恶也是对的。这样的捐款者，一旦付诸行动，将带来新的紧迫性挑战从学术界驱逐这种正统做法。

最近一些年校园中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或许是各种中心或者项目机构的建立，它们专门进行政治自由和自由机构的历史的研究。比如关于美国理想研究的詹姆斯麦迪逊项目（James Madison Program）,杜克大学的格斯特项目（Gerst Program），克莱尔门特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塞尔维托里中心（the Salvatori Center），布朗大学的政治理论项目组（Political Theory Project），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的自由和西方文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Freedom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等。这些项目都是从几个捐款者的合作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校友担心母校的左翼倾向，保守派或者温和派教授担心学习了很多关于种族和性别身份的知识，却对自己的文明的思想基础所知甚少。诸如此类的项目可能出现在每个重点大学的校园里，或者由私人捐款者创立，或者更好地通过学术界的捐赠累积起来后设立。

这些发展代表了挑战左派大学的运动的最前沿。这些努力的目的不是要在大学里给予保守派的代表和其他利益团体同样的立足之地。思想多元化，真理追求，尊重自由机构的遗产等既不是保守派的也不是左翼自由派的理想。杰斐逊明白这些理想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处于他的“文学家的共和国”的核心。洪堡特也认为自由派大学是推动自由原则，自由探索，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手段。在大学校园里恢复这些理想的努力因而是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应该鼓掌庆贺的好事。左派大学不应该被右派大学取而代之。而应该被献身于自由的教育和高深的研究的真正的大学取而代之。

译自：“The left University” by James Piereson

http://www.frontpagemag.com/Articles/ReadArticle.asp?ID=19616

英文原文：

The Left University 
By James Piereson

Weekly Standard | September 27, 2005

MORE THAN 16 MILLION STUDENTS are now enroll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rgest number ever. In two years, the figure will exceed 17 million,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the high school graduating class of 2008 will be the largest in history. Today nearly 70 percent of the 18-to-24 age cohort attends college in one form or another, and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do so. College attendance has become a near universal rite of passage for youngsters in our society, and a requirement for entry into the world of middle-class employment.

When this year's freshmen enter the academic world, they will encounter a bizarre universe in which big-time athletics, business education, and rigorous science programs operate under the umbrella of institutions that define themselves in terms of left-wing ideolog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the 100 or so elite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that are able to select their students from among a multitude of applicants seeking entry, and true also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s that defi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meaning of the academic enterprise. These students will enter the world of what we may call the left university.

The ideology of the left university is both anti-American and anticapitalist. The left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its self-understanding, is devoted to the exposure of the oppression of the various groups that have been the West's victims--women, blacks, Hispanics, gays, and others that have been officially designated as oppressed groups--and to those groups' representation. This is the so-called "diversity" ideology to which every academic dean, provost, and president must pledge obedience and devotion.

As it happens,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is diverse only as a matter of definition and ideology, but not in practice or reality. A recent national survey of college faculty by Stanley Rothman, Robert Lichter, and Neil Nevitte showed that over 72 percent held liberal and left of center views, while some 15 percent held conservative views. The survey also found that, over time, and especially since 1980, academic opinion has moved steadily leftward as the generation shaped by the 1960s has taken control of academ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here political views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academic subject matter, the distribution of opinion is even more skewed to the left. Unlike professors in the past, moreover, many contemporary teachers believe it is their duty to incorporate their political views into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us students at leading colleges report that they are subjected to a steady drumbeat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their cours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sam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50 percent of college faculty were Democrats, while just 11 percent were Republicans, which should surprise no one since the diversity ideology that drives the university is the same one that defines the Democratic party. Other researchers have reported even more lopsided distributions. Daniel Klein, an economist at Santa Clara University, found in a national survey of professors that Democrats outnumber Republicans in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departments by a ratio of 7 to 1. Meanwhile, college administrators and faculty continue to promote campaigns for cosmetic diversity even as their institutions are becoming more monolithic in the one area academics should care about most--that is, in the area of ideas.

This, then, is the left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moreover, has formed an informal political alliance with the other liberal and left-wing institutions in our society: Hollywood, public sector labor unions, large charitable foundations, the news media, and, of course, the Democratic party. All are driven by the same doctrine of diversity.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provided political protection and encouragement for the academy as it has moved steadily leftward.

But there are signs that suggest the days of the left university are numbered, and that the leftist establishment will soon find itself resisting a new tide of change and reform. To understand why this may be so, it will be useful first to look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ver a somewhat longer span of development.

II

FOR THE GREAT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 in 1636 down to around 190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yed a small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at shaped the nation. Through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in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en state universities began to be forme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were built on a British model, and were founded or controlled by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usually Congregational, Episcopal, or Presbyterian. The purpose of these institutions was to shape character and to transmit knowledge and right principles to the young in order to prepare them for vocations in teaching, the ministry, and, often, the law. Few thought of these institutions as places where new knowledge might be generated or where original research might be conducted. In England, as in America, research and discovery were sponsored by nonacademic institutions like the Royal Society in London or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 Philadelphia, the latter founded by Benjamin Franklin.

It is true that some of the prominent founders of the nation were greatly interested in the role academic institutions might play under the new government. Many of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 and authors of the Constitution had attended one or another of the nine colleges that then existed in the fledgling nati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for example, had studied at Kings College (later Columbia) in New York City, Thomas Jefferson at William and Mary, and James Madison at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later Princeton). Franklin had earlier been a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efferson and Madison, in particular, were first exposed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 to the ideals of liberty and limited government by studying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Adam Smith, David Hume, and other leading figures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Here, during their college years, they absorbed the philosophy that they later used to shap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new nation. But these men understood themselves not as academics or scholars, but rather as members of a "republic of letters," to use Jefferson's phrase. They were broadly learned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nd studied ancient languages and politics in order to apply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Jefferson, however, perhaps because of his own academic experience, was much taken wit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that would prepare the young to enter such a "republic of letters," and to take their place as wise leaders of the real American republic. He understood, as did Madison, that the new republican order they had helped to establish requir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at were more secular and philosophical and less religious and vocational than those existing at the time. During their presidencies, both Jefferson and Madison propose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with precisely this aim, but such proposals went nowhere in Congress because many believed that the security of the republic was based more in the design of 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temper of the people than in the education of a class of leaders--a point that Madison himself had made during the debates over the Constitution. In his later years, therefore, Jefferson turned his energie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which he conceived as the prototype for a new "republican" university, one that would enroll the best students in his state and provide them with a secular education in the languages and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the practical sciences, and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itution. He lived to see his dream realized when he attended the inaugural banquet (along with Madison and Lafayette) in 1824, two years before he died.

But Jefferson's vision of a new university for a new republican p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