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汪曾祺先生曾经讲过，“全盘西化”有一条是“西化”不了的，这就是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语言写中国人。①我对这句话很欣赏。

中国“人”很难被“西化”，这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多，嫁出个把姑娘算不了什么。而“语言”呢，现在也还是中国话，特别是我们的文字，除了夹用阿拉伯数字，方块字的一统天下并没有被动摇。

    不过，现在汉语虽然还是汉语，可是除去汉字，它的语法和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西化”，这个事实咱们也得承认。而且这个趋势现在还相当的凶。汉语中有很多外来词汇，除去西方语言的，还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历史上打过我们的民族，如匈奴、满、蒙)的，以及历史上来自印度佛经的译语。如果有人能把这些词汇，比如说佛经外来语是什么样，少数民族外来语是什么样，严复时代的译语是什么样，五四前后的译语是什么样，抗战前后的译语是什么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想那一定会是一部有趣的文化交流史。可惜的是，这样的书现在好像还没有。

    对中国的外来语感兴趣，我的目的很实用，那只是为了弄清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术语，它们原来是怎么回事，后来又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其他意思，中间都有什么陷阱和地雷，以免因为字义的误解没完没了打烂仗。特别是现在，讲汉语的地方不只一块，除大陆之外，还有港台新马，你译你的，我译我的，交叉感染，纷乱如麻，所以我很盼望有一部好的汉语外来语词典出现。

汉语外来语词典到底出过几本，我不知道。十年前买过一本，是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刘正埮等人编写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下简称“刘书”)。最近路过灯市口，在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我又见到一本该馆1990年出版的岑麒祥编写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下简称“岑书”)，书名与前者完全相同(但书中没有提到前者)。我以为岑书后出，必于刘书有所增益，所以赶紧掏钱买回。谁知到家一看，才大失所望，发现因体例不同，它几乎不收任何术语，有点像是人名地名手册，对于我的想法完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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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现在在海外也有用洋文写作的“华侨文学”。

    比较同名的这两部词典，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在体例上最大的不同点是，刘书“只收一般的汉语外来词(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常见的专科词语)，不收人名、地名之类的专名”(见《凡例》第8页)。①而岑书刚好相反，是把“外来语”的概念定的很窄，完全排斥“在发音上或意义上都跟原语言的词没有任何关系”的词(《序言》第3～4页)，因此也就淘汰了几乎所有经日语用汉字转译的西方哲学、科学术语(因为它们往往都是曲译，不符合岑氏的定义)，留下的反而差不多全是人名、地名一类专名(如“希特勒”、“毛里求斯”)。另外在注释上，两者的方式也很不同。刘书的特点是对每一词都考证源流：西语词汇，要注明源自西语何语，是不是有希腊文或拉丁文的来源，曾否经过日语转译②，如经转译，转译的日文原词和汉文典籍有什么关系。而岑书则有点像《辞海》，除注明直接的语源，侧重的是词义的解释和说明(如某人生平如何，某地位于何处，等等)，缺乏语源的考证。

关于“汉语外来语”的概念，刘书和岑书本来有类似考虑，也是“只限于完全的音译词(loan words)和译音加表意成分的与半译音半译意的混合词(hybrid words)”，不包括“直接引用的外语词”(即直接夹用的外语原词)和“所谓的意译外来词”(如“马力”、“热狗”一类词)③，但它的不同点是吸收了不少“直接借自日语的汉字词”(见《凡例》第8～9页)。作为外行，我不知道两书的宽严尺度哪一家更符合语言学界的看法，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我们要研究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即“汉语西化”一事，那就不能光从语言学概念出发，也要有点“文化史”的考虑，不但直接的音译和意译词或混合二者的词要研究(两书俱收)，间接的日文转译词要研究(刘书有而岑书无)，就是“马力”、“电脑”一类曲译或生造的怪诞之词(两书都不收)也不能置之不理。最近，我刚刚读过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罗杰瑞(Jerry Norman)教授写的《中文》(Chinese，Cambridge Universitr Press，1988)一书，它的导论部分有一节(16～22页)就是专门讲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关系，其中不仅讲到直接借自英语的音译词(loanwords)，如“摩托”(motor)、“雷达”(radar)、“模特”(model)、“镑”(poumd)、“休克”(shock)、“打”(dozen)，也讲到以日语为中介的西文转译词(calques)，如“革命”(revolution)、“文化”(culture)、“社会”(society)、“科学”(science)、“系统”(system)。指出二次大战前，中文的现代术语大多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日文的译语又是借用中国的古语。二次大战后，两国才分道扬镳：日语日益倾向于直接借用西语，而汉语也开始甩开日语的影响自创新词。今天下午在电话上请教，罗教授告诉我说，中国所说的“外来语”如果是指西语的 loanwords一类概念，当然不能包括日语转译词，但中日之间的这种借用是很特殊的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极少见，作为文化现象，还是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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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岑书收入“鞑靼”(79页)，因为是国族类专名，刘书就不收。

②比如“银幕”一词两书都收，岑书只说是源于英语的silver screen(427～428页)，而刘书则还指出是经日语转译英语(392页)。

③岑书不收“马力”，但收入“热狗”(318页)，当作意译词。

    读刘书我们不难发现，现在中国的哲学、科学术语，以及官制、军制术语等一类词，除近年涌人的一些新词外，大部分都是由日语借汉语中的词汇转译。日语和汉语同文，这样转译容易给我们以亲切感，使人一目了然，不像“苦迭打”(政变)、“安那其主义”(元政府主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理想)一类早期译语让人不知所云。咱们中国人使用的汉字是一种形体认知的文字，它和西语不同，不能光看读音。作为文化习惯，我们对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之类)以外的抽象概念往往不太喜欢音译，而更倾向于意译，而意译的结果总是免不了曲译。例如汉译佛经中就有这样的传统。但这种“亲切感”和“一目了然”坏处也很大。它往往容易使人麻痹，误以为中文译语的字面含义就是原词的含义，例如“意识”(con- seiousness)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后者包含前者；“博物学”(natural science)和“博物馆”(museum)，二者都有“博物”，但它们并没有语言上的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意识”的“形态”，而是“思想体系”的意思。“博物学”也不是“博物馆学”，而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旅行，到处搜集标本的那种学问。还有像“城市”，我们的“城”是指城墙，“市”是指市场，古代有“邑”(各种大小聚落的统称)、“县”(较小的次级城市)、“都”(较大的次级城市)、“国”(首都)等许多不同叫法，“市”是围在“城”里。而西方有另外一套系统，不但“城”和“市”往往分离，各是一码事，而且名称也跟我们的套不上。例如他们古代的城邦(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叫polis，只有建在山上的卫城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城；贵族所住的城堡叫castle，也是城，但比起我们的城，现在美国有 town(镇)、city(市)、county(郡或县)、state(州)，除了所谓高楼林立的一小块，即downtown(市中心)，其他全是一马平川，不但没有城墙，界限也模糊不清，全套的译名几乎都是生搬硬套。另外，像历史学家争吵不休的“封建”(feudalism)，政治上的时髦术语如“自由”(freedom)和“民主”(democracy)，我们都有许多望文生义，源自中国文化背景的误读。例如我们理解的“自由”主要是“秃子打伞”(毛泽东常用的歇后语)，“民主”主要是“老百姓说了算”，所以难怪庄士敦(Reginald Johston，溥仪的老师)要说他听不懂孙中山的话(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我们所说的“民主”有时竞可以是“造反有理”。

对于解决因“误读”而带来的思想混乱，从中文典籍查清日文译语的语源可能还不是特别重要，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对古籍的熟悉程度已大大降低，对大部分日文译语已有约定俗成的理解，远不至于把“发明”(inven- tion)理解为“启发思想”或“弄清问题”，也不会把“社会”(society)当成“社团”或“帮会”。现在看来，问题更大还是在于日文译语的西语语源，在于日文译语对西文原义的曲解。我们只有透过翻译的层面，寻找语源的差异，通过词义比较，发现文化理解上的不同，才能有心灵上的沟通。可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市面上的工具书(比如《辞海》)，几乎全都没有这种语源学的考证，大家似更满意于约定俗成，或者认为谁要刨根究底，就去查西文工具书好了。译名的混乱也不能通过这种正本清源得到统一。正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才觉得刘书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感谢的。

对于刘书，除专家们可能提出的细节上的可商之处，我的遗憾主要是，它的收词量还太少，“术语”只限“常见”，仍有很多影响很大的词没有收进来。新的时髦术语如“话语”(discourse)、“浑沌”(chaos)之类是不用说了，就是老词也有不少遗漏。比如“性”(sex)，①不仅在西方一直就是常用词，而且在中国现在也很时髦。这个词就是由日文传人的老词。我们汉语中的“性”本来是指人的本性(字本作“生”，原指与生俱来的东西)，也就是宋明理学所谓“心性之学”的“性”。这样的“性”大体相当英语的human nature，本来是很高雅的词汇。我们古代所说的“性”，虽可兼赅“食”、“色”，但却没有专指性别或性交一类含义。我们表示后一类含义的标准词大概是“男女”。“男女”变成“性”，当然也是属于曲译。在日语中，作为“心性之性”的“性”和作为“男女”之事的“性”虽然都用同一个汉字表示，但在日语中表示“性别”、“性欲”、“性交”一类意思的“性”是音译英文的 sex，而与“本性”、“性情”一类意思的“性”在读音上可以区别。只是放在汉语里，它们才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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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中还有gender一词，也表示“性”，特别是“性别”。它在女权运动中很时髦，往往用来指社会学含义而不是生物学含义的“性”。

    作为“男女”之义的“性”最早是什么时候从日本传入，我没有查考。叶德辉《新刊素女经序》(作于1903年)云：

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前。即纬书所载《孔子闭房记》一书，世虽不传，可知其学之古。又如《春秋繁露》、《大戴礼》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嗣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眇?

其中提到“性学”，疑是译语。如果是，则叶氏似乎已将两种不同含义的“性”拉扯到一起。20世纪20年代，张东民《性的崇拜》也有类似误解。例如他把“人之初，性本善”解释成“人在原初的时代，对于性之种种，本皆以为善良的”，周作人就指出他“以为这性字就是性交之性”肯定是错了，“我们姑且不论两性字样是从日本来的新名词，严几道的《英文汉诂》上还称曰男体女体，即使是宋代已有这用法，我们也决不能相信那《三字经》的著者会有卢梭似的思想”，可见大家上日语之当已久，也是属于吃了“二道贩子”的亏。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们曾提到，汉语中的外来语是研究汉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好材料，但历史上的“交流”并不见得都是“友好”或“平等”的，而常常与“挨打”或“受气”有关，例如远一点有匈奴、满、蒙，近一点有东洋、西洋，都是如此，多半属于不打不成交(例外只有汉译佛经)。而在所有这些“交流”中，强弱不敌，几成兵败如山倒之势，恐怕莫过于西语对我们的入侵。现在同“汉语西化”的如火如荼形成对照，西方对我们的语言吸收的很少，简直是微乎其微。我们就是挖空心思地想，也只有少数几个词(而且还都是带有异国情调和志怪色彩的词)，例如：china(瓷器)、tea(茶)、yamen(衙门)、kowtow(叩头)、ty- phoon(大风)、tao(道)、kongfu(功夫)、ping-pong(乒乓球)[案：但 mandarin一词却不是“满大人”的译语，而是来源于梵文]，绝不像他们的词汇可以长驱直入，深入人心，几乎占领我们打有现代烙印的一切。

中国的姑娘往外跑，外国的话儿朝里灌。这真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呀。

1995年8月3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原载《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