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单仁平

　　美国医药公司雅培在不久前做出了一个决定。该公司称，由于他们在泰国的经营过程中，知识产权权益受到了侵害，所以将延缓７种新药在泰国的销售，其中包括一种艾滋病患者急需的新药。这一决定激怒了很多普通人，他们宣布将在本周五借雅培公司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之机，在全美的雅培办公地点外举行抗议活动。

　　难道成千上万艾滋病患者的生命还不如跨国公司的暴利更重要吗？而雅培却在二者间选择了后者，它用了一个很时髦、很专业的表述来解释自己的理由，即“对药品专利权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日（4月26日）”之际传来的这个消息，让我们看清了经常挥舞知识产权大棒的某些西方企业的真实心态。

　　去年年底，泰国政府为了及时为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宣布取消一些西方制药公司的专利权，并允许进口及在本地生产这些药物的“仿制品”。有报道说，在仿制药出现后，治疗费用变为原来的1/18，有数万过去看不起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接受了治疗。

　　泰国并非反对保护知识产权，它不愿意支付专利费的药物并不是新药，而是已经为制药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常规药，其研发成本早已收回。在生命与暴利面前，泰国有权选择前者，而泰国的做法也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的，即在大众健康处于危急的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有权打破专利权，向病人提供所需药物。泰国政府是第一个应用该规定的国家。泰国政府的这项许可，打破了一些跨国制药公司的市场垄断，使它们的利益受到了一些损害。对此，某些西方政府和跨国公司一直向泰国施加压力，但泰国政府不为所动，最近还要求所有药厂公布药品成本，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表示要跟进。

　　对于泰国政府来说，提高医药自主研发水平、开发廉价新药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泰国是一个刚刚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又谈何容易。面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患者，他们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取消专利有强制意味，但确实起到了治病救人的作用，也维护了泰国人最基本的人权。

　　雅培的报复举动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一些医学专家纷纷指责雅培的做法无异于敲诈勒索。而此前雅培因为在发展中国家销售高价抗艾滋病药已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雅培不得不在近日做出了让步。

　　国际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应绝对化。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既要遵循国际规则，也应当适应自己的国情。既应当在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所有者与应用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更要顾及知识产权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已经获取了高额利润的制药公司来说，更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挽救生命，而不是一门心思只想赚钱。这样才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生命的救治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才能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归根结底，要让知识真正成为保障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正像这个世界财富的占有是不平衡的一样，知识产权的占有也有贫富之分，并成为造成全球贫富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上世纪末，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的规则，以便更好地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发达国家早已为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急需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标志。

　　发展中国家在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之后，才开始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不断地学习、引进知识。由于受现实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一步登天，立即达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但是，他们却必须遵守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必须面对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铁壁铜墙般的保护，必须随时做好被知识产权大棒敲打的准备。对此，被誉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思想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曾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美国）是一个盗版的国度，但我们却不愿意容忍其他国家也有一个类似的阶段”。

　　为什么一向标榜自己重视人权的西方制药公司，在濒临死亡的病人面前做出了如此冷漠的决定？为什么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后，有些西方国家仍心急火燎地挥动着“起诉”的大棒？雅培的决定让我们多少看到了一些真相，那就是垄断资本的利益在作祟。一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变成了获取暴利的武器，它不仅会抑制创新和发展中国家的进步，甚至会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