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华读书报》无视三联书店关于《读书》编辑部“改组方案”尚未通过合法程序正式发布的事实,发表了“三联书店负责人”的采访,通过采访,把三联换《读书》主编的“企图”硬生生宣布为“事实”。 这一次,《新京报》学乖了,等到《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发出,在今天刊登“《读书》换帅,吴彬接任执行主编”的大标题报道。 问题的实质性在于,三联书店党委书记等人企图改组的方案,尚未得以有效、合法、合乎程序的方式正式公布,整个事件是他们自己在自说自话。 因此,《新京报》是在继续制造假新闻! 严重的是,《读书》编辑部编辑不计个人安危(从6月21日《新京报》刊登“《读书》酝酿换帅”的假新闻之后,《读书》各位编辑已经受到党委书记张伟民等人的种种威吓),用拒绝出席的方式,抵抗党接管《读书》。由于《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联手的助纣为虐,这一泣血之抵抗势必被媒体所散播的“既成事实”所消解。 《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作为媒体, 你们的责任不是全面报道事实真相吗? 《读书》编辑部拒绝党委书记的改组企图,致使其改组方案无法通过,双方正在紧张的僵持之中,这一事实,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不去报道? 《新京报》一向以什么自居?追求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化,建立公民社会;报道真相,反对专制,反映民意,难道不是你们这家“自由主义”报纸 的自我标榜吗? 这一次,为什么你们(以及《中华读书报》)却不去报道《读书》编辑部的“民意”,而是急不可耐地宣传“官方版本”? 这一次,“民意”为什么如此不在你们眼里? 唯一的解释,你们在利用媒体可以传播信息的优势,要把一种假相散发出来,以掩盖正在发生的真相, 掩盖正在发达当中的“民意”! 你们为民立言,反映社会真实的标榜,是可以随时捡起来又放得下的! 《新京报》,再质问你一遍,你一向以标榜西方社会的言论自由自居,这一次却如此紧密地站在专制一边,你何以对天下? 这一次,你《新京报》为“官方”(其实是领导层中的某些把握权力的利益者)鞍前马后,甘做专制的马前卒,先是造风起势, 从开始就比官方还急不可耐,不惜赤膊上阵,先是制造后是传播假新闻,真是用心良苦! 请天下诸君记住今天:正是由于《新京报》和《中华读书报》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读书》编辑们泣血之抵抗,毁于一旦! 《中华读书报》之黑,黑于地狱;《新京报》之恶,恶于凶鬼!
加里曼丹:读书真的要换主编了?感想如下——
1、此前新京报的问题,主要不在报道“传闻”,而是在于版面严重的倾向性,特别是对李少君的采访,是匪夷所思的硬伤。由此,在事情尚不明朗的阶段,利用大众媒体的优势制造舆论,参与到对《读书》的合围中,帮助“酝酿”变成现实。即使读书真的换人,也不意味着该报报道的就是“事实”,因为他们是此事实的制造者之一,没有资格摆出受冤枉的面孔装无辜。此外,该报还没有向被歪曲的李少君道歉,这与读书是否换人无关,涉及的是一家媒体的道德底线。 2、读书编辑部一共没几个人,大多数抵制三联领导召集的会议,体制内有这样的强项令,可敬。 3、读书换主编,除去那些要开酒庆祝的,想必还有一种意见,觉得这是三联的家务事,老总在权力范围内,炒下属(当然那两位主编有并非三联的下属)鱿鱼而已,这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嘛。这种思路,忽视了读书这本杂志的特殊性,也最容易、最方便地掩盖了事情的本质。想必这是三联的领导们甚至更高层的人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可以避免许多尴尬和争议。 4、预测一下换人的理由。 读书引发的思想层面的对立和论争,恐怕是最根本的理由,但很难摆到桌面上,那样在舆论上会比较麻烦。 读书这十一年,发行量基本稳定,在9至12万间浮动,且高于从前,所以发行量的理由不够充分。当然,也可能三联期待更高的经济效益,那恐怕单靠卖杂志就不够了,还需要在软硬广告上做文章。那时的读书是什么面貌?等着瞧。 最容易给出的理由是,两位主编都不是三联的人,不合新闻出版署规定。用体制的力量将读书改头换面。 回顾读书近一个月的风波,有个苗头闪露出来,一向敌视读书的自由派和一度容忍它的官方体制,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股合围读书的力量(是否巧合以我目前所知还无法判断),从不同的方向施压,相当地意味深长。 当然,我们的体制,可能根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也不需要走什么民主程序。这种事,天天上演,对媒体行业更是家常便饭。 5、假如换主编了,读书什么样目前还不好说。要看编辑部人员的状况,是不动、微调还是大换血。变化是肯定的,但在舆论策略上,比如接受媒体采访时(新京报一定会赶快行动吧),恐怕不至于将这十一年全盘否定,人文色彩要强调,取长补短之类的平衡论调或者也需要。 6、假如换主编了,还看不看读书? 坚决抵制没必要也没意义。一本杂志值不值得看,总要看了再说。 而且,十一年来读书播撒的种子,即使没了这片田地,也能在别处开花。即使这样的刊物没了,它所追求的声音还是会从社会变化的各个缝隙中透出来,损失在于,失去了一个有基准的平台,水平可能高下不齐。 读书也是应运而生,是中国的社会变化和一些对变化敏感的人造就了这本刊物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它的发行量、影响力,以及广泛的讨论和争议,这始终是它的荣耀。回顾这十一年,无论你怎样看待它,都很难绕开它。 对读书的敌视和批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十来年的批判潮流如此单调乏味,新左和看不懂而已,没能催生一种和它有同等质量的批判思想。当消费文化,包括那种骨子里供消费的人文精神占据主流的时候(其实已经占据主流了吧),会有人怀想这十一年的读书。 无论结果如何,向现《读书》编辑部致敬,为他们一次次的坚守和抗争,为他们十多年来的辛劳和努力,也为我自己的收获和成长。
《读书》换帅 吴彬继任执行主编定位不变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7月12日 10:58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张弘) 昨天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登了三联书店负责人的采访,其中透露,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潘振平曾任黄仁宇著作系列、《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陈寅恪先生全集》等学术著述的责任编辑。 在报道中,三联书店负责人称,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三联书店还表示,《读书》的办刊宗旨和定位不变。 三联书店负责人还对汪晖、黄平的工作进行了肯定,认为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 记者随后联系了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和《读书》现任执行主编吴彬,两人表示不方便发表意见。 访谈:换帅因改制需要,《读书》宗旨不变 本报讯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三联书店负责人近日就《读书》杂志主编人选变更接受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记者: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了协商。 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记者:《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声音 周实:人文刊物最核心的是思想 我认为,人文刊物最核心的就是思想。学术是不能离开思想的,大众也需要思想。最好的状态是学术、思想和大众化融合在一起,这样读者面比较广。当然,不能因为大众的原因而降低思想的含量和高度。思想是人文的脊梁骨,如果把这个脊梁骨抽调或减弱,这个刊物就软弱无力了。 思想性和大众化一点都不矛盾,但是学术和大众有一定的隔阂。这里就是一个语言问题,你能不能用和一般人说话的形式,讲得更明白一些,不用那种生造和所谓“学术性”的语言。如果你写文章就是为职称服务,那你写学术文章就行,如果你写文章想让你的思想和学术让更多人看到,那你就要写通俗———实际上,这一点是最难的。(周实,《书屋》前主编) 刘兵:学术化与大众化有一定冲突 是有人批评汪晖、黄平时代的《读书》不好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主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刊物。如果换了一个主编还维持原来的风格,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注重现任主编的长处来办刊物,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些年来的《读书》注重学理性,也起到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化、思想性和大众化确实有一定冲突,一本刊物不可能同时很好地满足这几个方面。把其中一方面做得很好的刊物都不多见,按照任何一种方式,只要能体现你的价值,把它办好,都是允许的。一般刊物换了主编,你不喜欢这种风格,你可以看其他刊物。(刘兵,清华大学教授,《读书》作者)(采写 张弘)
三联书店负责人受访:《读书》换帅因改制需要
2007年07月12日 11:39 来源:新京报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三联书店负责人近日就《读书》杂志主编人选变更接受采访,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最近有媒体和网站在议论更换《读书》杂志主编问题,三联书店对此有何考虑?
三联书店:大家知道,《读书》杂志自1996年起,聘请社科院学者汪晖、黄平先生兼任执行主编,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三联书店面临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的新形势,集团对各出版单位的管理和要求都更加严格。《读书》是中国出版集团主管、三联书店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应当符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期刊主编须由主办单位现职人员担任的规定,避免刊物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特别是经营工作脱节。为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优化《读书》杂志管理方式问题,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记者:三联书店打算如何调整《读书》杂志的管理方式,今后谁来主持杂志的工作?
三联书店:提出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基于优化管理方式的考虑,以便适应中国出版集团和三联书店转制的需要,全面加强《读书》杂志的内部建设,改善经营管理,规划和促进《读书》的长远发展。最近,我们就此与汪晖、黄平先生多次进行了协商。
本月初,经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汪晖、黄平先生不再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读书》杂志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
记者:《读书》更换主编后,对刊物今后的发展有何设想?
三联书店:我只能说点原则的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一个刊物,只有创新求变,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记者:您能否谈谈对汪晖、黄平两位学者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评价?
三联书店:概括地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富有成效。在两位学者主持下,《读书》坚持了既定的办刊宗旨,杂志的论题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拓展,发展了一批新的作者和读者,进一步扩大了《读书》在国内外的影响,等等。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汪晖先生所说,他从没觉得《读书》是理想的或完美的。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读者对《读书》的意见。汪晖、黄平先生主持《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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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书园店招事件”的法理问题
南方周末 2007-07-12 15:12:13 |
“几年前的合法审批今天看来却将我们陷于非法当中” “万圣书园店招事件”的法理问题 □本报记者 赵凌 发自北京 万圣书园遇到一个麻烦。这家北京著名的学术书店在几天前被强制拆除了两块店招。城管在对其出具的公示中称,整治的目标是“打造与北京奥运盛会相匹配的整洁、和谐、优美的城市环境”。 创办于1993年的万圣书园被誉为京城学人的精神家园。在它14年的历史中历经三次搬迁。万圣最早位于西北三环中国人民大学附近。1994年三环路改造,万圣被迫迁址北京大学东门外的成府街巷内。2001年,成府老街再遭拆迁,万圣第三次搬迁至现在的成府路蓝旗营北大清华教师楼下。 现在,万圣书园又一次被摆在了城市治理的棋盘上。 被拿下的店招 2007年6月中旬,万圣书园接到了“清华园地区整顿广告牌匾标识责任书”。与这份公告同时到达的是由北京市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出具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 通知书认定万圣书园违反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属于未按规范设置牌匾标识,要求自行拆除三块牌匾中的两块,另外一块按照方案中规定的标准限期整改。 2006年12月新修订的《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一条具体内容为,“机关、团体、部队、院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及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字号、标志等牌匾标识,应当按照本市牌匾标识设置规范规定的位置、体量、数量等要求进行设置,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而上述规定提到的“本市牌匾标识设置规范”,是指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2005年3月发布的《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试行)》,该规范第11条规定,“每个单位在每处办公场所只能设置一处牌匾标识。但单位所在建筑有多个出入口的,可在每个出入口各设置一处该单位的名称牌匾标识。” 根据这个“一店一牌”的原则,万圣书园作为仅有一个出口的商户则只能拥有一个牌匾。而此前,万圣除书店正门上方的“万圣书园”店招外,另有两个小的灯箱招牌,分别为中文“万圣书园”和英文“All Sages Bookstore”。 如此看来,拆除似在法理当中。 然而,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却感到匪夷所思。据记者了解,2004年万圣书园曾就本店的三块店招向相关部门做了申请并获得批准。从审批表上可以看到,店招的大小尺寸都被标明,三个审批机构———市容办公室、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市政管委户外广告科都签署了同意字样。 既然是三年前审批通过了的,为什么现在又说违法了呢? 刘苏里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外界公布了这一事件,并发出质疑:是否每个(奥运)主办城市,都要求商家拆除原来的店招,按当地政府一个下属机构的“新标准”,重新制作? 就在万圣书园试图寻求合理解释的时候,6月23日清晨,书店工作人员上班时发现,两块灯箱牌匾已经被一群陌生人强行拆除了。此前,城管向万圣送达了一份空白拆迁委托书,内容为:为配合2008奥运环境整治,我(单位)自愿拆除成府路蓝旗英底商不符合规范的牌匾标识(内容略),因我(单位)无力自行拆除上述牌匾标识,故委托拆迁公司代我进行拆除。在这份需要填空的委托书上,当时万圣拒绝签字———但这并没有影响牌匾被最终“委托拆除”的结局。 马拉松必经之路 对万圣书园而言的“突然袭击”,实际早在一年前就已提上议事日程。治理和规范户外广告及牌匾是奥运环境整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去年9月,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部署了治理规划。 为了保证实施,城管甚至明确向商户的承租产权单位和物业部门提出了严格要求和强大授权,“各产权单位、物业部门对不按时整改、撤换、拆除的,有权终止合同”,并强调,所有不按时整改、撤换的,由城管进行强制拆除,并进行处罚。 海淀城管大队督察科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万圣书园所在的成府路被确定为一类整治区域,因为这条街道将是马拉松比赛的必经之路。据记者了解,海淀区共有101条街道被列入整治范围,目前调查,有9000多户企业的牌匾属于违规,2000多个户外广告需要整治。面对如此庞大的数目,在整治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城管人员目前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通过海淀城管提供的资料,南方周末记者总结发现,目前多数企业牌匾违规集中于三类。一、违反牌匾规范第五条:牌匾标识的设置应当符合本市牌匾标识设置专业规划要求,适应街区文化特点,与主体建筑风格和周边市容景观相谐调,达到白天美化环境与夜晚灯光夜景相结合的整体效果。二、违反第八条第二、三款:在同一建筑物墙体上设置的牌匾标识,其高度、大小规格等应当谐调有序;在同一道路或同一街区相邻建筑物上设置的牌匾标识,其媒体形式、体量、色彩、灯光效果等应当达到整体和谐。三、违反第十三条:每个单位在每处办公场所只能设置一处。 可以看出,前两类规定并无清晰标准,“牌匾的高度、大小规格要协调有序,怎么才算协调,怎么才算有序?”刘苏里不明就里。在向万圣书园下达的“清华园地区治理方案”上,广告牌匾标识必须符合的标准被作出了相当细致的要求,如牌匾长度以店铺门脸跨度为准、高度50公分;再如,对牌匾的材质亦有所规,PVC、亚克力、不锈钢、3M贴膜等。海淀城管表示,整治方案只是将原来散落各处的要求进行了重申,并不存在所谓“新的标准”。但本报记者查阅多部法规发现,对于牌匾长度和宽度的数据化要求此前并不存在,显然这是一个扩大化的解释。 谁在违法? 让万圣书园颇不能接受的是,如果自己的牌匾违规,那当初三个部门为什么能一一审批通过?就这一问题,海淀区管委户外广告办公室给本报记者的答复是,当时审批是按当时的规定,2005年3月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规定了“一店一牌”,后来牌匾审批工作也全部停止,这就意味着此前的申请同时作废。“企业不能承担政府朝令夕改的后果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预知政策三年后的变化。几年前的合法审批今天看来却将我们陷于非法当中。”刘苏里对此解释表达不满。 海淀区人大代表、法学博士许志永对此也表示异议。他认为,从法律上说,北京市市政管委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其对法律适用所做的解释必须严格限制在地方法规的规范之内。但2005年发布的牌匾标识设置规范给被管理单位增加了义务,显然超越了职权,该规定应该不具有法律效力。再者,城管部门不能用后来出台的法规来惩治之前的行为,这是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 公益律师夏霖也从同样角度提出意见,他说,行政许可法的一个原则就是设定行政机关的一次性告知及许可标准公开义务,其目的是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而其中的“标准”不是任何红头文件都可以设定,只有法律、法规及规章才有权设定相关行政许可的标准。在此次“万圣店招”事件中,城管方面拆除“万圣店招”的依据是《北京市牌匾标识设置管理规范(试行)》的规定:一户一匾。牌匾标识规范是北京市政管委会下发的规范性文件,如此层级的文件并没有权力设定行政许可的标准。“何况,‘万圣书园’的牌子是合法机关经过合法程序审批的,当初合法的牌子不应该成为随意变更的行政标准的牺牲品。” 关于海淀区的整治方案也引发了法律人士的讨论。“万圣店招”事件中所涉的整治方案制定者是海淀区2008环境建设清华园街道分指挥部及城管高校分队。有法律学者表示,其在整治方案中任意扩大关于牌匾标准的解释,更是不知道权力从何而来。“这样一个临时机构,居然能够制定具有法规性质的整治方案并要求行政相对人遵守,违令者还要接受行政处罚,法律的稳定性何在?” 万圣书园目前惟一所剩的店招按照要求须缩小后下移,南方周末记者从海淀城管处看到的整治后的效果图显示,未来成府路沿街商户的店招将全部在一条水平线上,整齐有序。
万圣书园无法接受的是,如果牌匾违规,当初为什么能审批通过?ylmil/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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