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某刊记者再揭虚伪的中国报业|-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历史观出了问题的典型是“冰点事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家肯定都清楚。一年多以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刊发了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名字叫《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冰点”停刊整顿了一段时间。我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很遗憾，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又来这一套，搞得媒体来一点言论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可是等我把《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文章找出来看完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这种文章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刊登出来，无论如何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虽然我不同意那种愚蠢的惩罚方式。以袁伟时这篇文章为代表的历史观确实是出了问题，直白点说就是认贼作父、数典忘祖，宣扬这种历史观的人是想从根本上斩断中华民族的根基，尤其20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纯粹的汉奸言论，是自掘祖坟的行为，对此，凡正义感尚存的中国人都是应该抵制的。

讨论《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种文章，我们是应该纠缠于历史细节，还是应该首先从根本上摆正我们的立场？在史实方面，袁伟时也许没有失实的地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严密的考证和史实依据，但这不能说明他是正确的。今天的人无法还原历史的全貌，只能掌握一个个的历史片段，那么怎么组合这些片段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正如相同的一些影像素材，经过不同的剪辑方式，是可以组合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的。这就是历史观的问题了，是站在谁的历史上解释历史的问题。让我们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此我要多罗唆几句，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面很多的事情很难说明白，我对现实的看法都是基于一个历史观的基础上的。

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政治共同体？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理论对国家的形成有一个的哲学假定，就是社会契约论，它假定人类社会最初处于没有秩序的状态之中，在没有任何秩序的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用霍布斯的话说“人对人是狼”，人和人之间就是你争我夺，就是互相杀戮。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形成秩序，秩序怎么形成？就是大家在一起签订一个社会契约，每个人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同时保留一部分不可让渡的权利。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意志通过政府得到体现，与此同时，政府又能够凌驾于所有的个人之上，在个体之间维持秩序、主持正义。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有边界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互相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秩序、保障正义，那么对外就一定要有一个维护共同体安全的任务，说白了就是希特勒的话，要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天然就是一体的，二者天然结合在一起。思想界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否矛盾，是否能并存，我个人一直不明白这为什么能成为争论的话题，二者本来就是一家的，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通过契约向政府让渡了一部分个人权利，所以这个公权力才可能有公信力的，才可以主持主义，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正义在哲学上才成为可能。那么不同的政治共同体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谁来主持正义呢？我们在政治哲学上能找到的答案是，每个国家都享有主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一个由每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契约联合组成的全球政府，无论过去的国联，还是现在的联合国，在世界上都不享有中央政府在一国内部的权威。独立的主权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政治单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既然地位平等，国家间发生矛盾发生战争，是没有地方打官司的，联合国也不管用。国与国之间严格来讲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就是你争我夺，战争和矛盾冲突不断，你来侵略我、我就要抵抗侵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实质上的正义在国家之间是不存在的，国家间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做各自的阐释。包括纽伦堡审判，说实在话从实体正义上来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是战胜方对战败方的审判，如果希特勒赢了那场战争，审判者和受审者的位置就要掉换了，这种审判和被审判的位置都可能不确定的判决怎么能承载实体正义呢？远东军事法庭也一样，到今天还有日本人企图否认这个法庭的合法性，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要坚决与其斗争。前不久有个电影《东京审判》，讲的就是那段历史，我看到一个自由派的小知识青年评论说，电影把梅汝璈刻画成了一个士大夫，因为梅汝璈为法官的座次而进行斗争，还竭力使日本的顶级战犯判死刑，否则就对不起中国人民，这不是个合格的法官云云。这种观点是浅薄而可笑的，我对梅先生了解不多，但我想梅先生不会不了解所谓的“程序正义”，也不会不懂怎么做法官，他清楚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要伸张的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而不是个抽象的、不存在的正义。梅汝璈的身份不是什么法官，更接近于一个外交官，他非常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梅先生比如今那些食洋不化的小知识分子们高明的地方。

袁伟时的文章问题出在哪里？袁老头如果是当年八国联军中无论哪一个国的鬼子兵的玄孙，今天站在为他老祖宗翻案的立场上这么来解释这段历史，我都还想得通，虽然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要跟他斗争。但是问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这样的解释历史那就很可怕了。我们可以大略地看几个细节，袁伟时在文章里提到了“马赖神甫事件”，讲了这么一句话，“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关于“马赖神甫事件”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单说所谓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为了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发展起来的，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所谓程序正义的欺骗性也很强，名义上程序面前人人平等，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享受程序正义是要花钱的，没钱哪请得起律师？回到具体的历史问题上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逼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种条约难道是正义的吗？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跟你做一个生意，我拿刀逼着你签一个对你利益不利的合同，这样的合同会受法律保护吗？当然不会。不平等条约来实体正义都没有，袁伟时还在大谈什么程序正义，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其本质就是站在列强的立场上鼓吹侵略有理。有一批人整天在后悔，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亡国，我们怎么就没有当成亡国奴呢？我把这种倾向称为“犯贱”的历史观，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来概括了。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相信这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往前问，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中国人生性暴虐，仇恨现代文明吗？当然不是。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晴七十年》，其中有很长的篇幅讨论义和团事件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跟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聊天，他说唐德刚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简直就是为了批驳袁伟时的言论而写的。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根本就不是什么良民，那些所谓的神甫也好，牧师也好，在中国各地横行霸道，外国教会就是中国的“二政府”，甚至是 “一政府”，“据当时满清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一般老百姓见到这些洋鬼子，是要下跪的。这些传教士也许本来是好的，在他们国家都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可是任何人都经不住惯的，一惯就学坏了，所以说胡作非为的事情非常多。教民或者所谓的“二毛子”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入了洋教的中国人，也被洋鬼子以“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给庇护起来，也就是犯了罪可以不受中国律法的制裁，于是有些人干了坏事后干脆就去当教徒了，官府拿他没办法，老百姓更没办法，这些人被称为“吃饭教徒”（Rice Christians）。可以想象，在洋鬼子这种搞法下，社会矛盾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所以那个时代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自由的问题，教案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袁伟时列出了被中国人杀死的外国人有多少，好像很有说服力的样子，可是死在洋鬼子手上的中国人有多少呢？看唐德刚先生的研究：“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这里面有直接被洋鬼子杀害的，也有被清政府杀掉的，因为官怕洋人，一旦有中外冲突发生，当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国人抓来，把脑袋砍了，企图安抚洋人。可是安抚也安抚不了，当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曹州教案”，事实上早在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讯被德国人知道之前，地方官已经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把所有涉案的中国人已经杀掉了，希望借此平息德国佬的愤怒，可是人家还是把胶州湾占了。义和团为什么会出现？唐德刚先生是这么说的：

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检讨历史呢？当然要。但首先一定要站稳侵略不正义，反抗侵略是正义的这个立场。有人说义和团怎么怎么愚昧，从手段上来看确实是，希望靠刀枪不入和人家的火炮做斗争肯定是愚昧的；慈禧太后脑子发热，向十一国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最后她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去了，整个国家赔偿了4.5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多银子来。我们要检讨的是，面对一个问题，是不是要在手段上更聪明一点，能够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使利益最大化，再不能因为脑子发热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检讨是应该的，可是像袁伟时这种人，一屁股坐到鬼子那边去了，这不是内心犯贱是什么？不是认贼作父是什么？这种学者没有被老百姓扔的臭鸡蛋和吐的口水淹没，实在是没有天理；中国青年报发表这种文章，报社也没被人砸了，真是便宜他们了。我们的人民真是太宽容了，宽容到了软弱。

我个人历史观的形成受了一本书的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更是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这本书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那时候我在北大的昌平园上大一，每天稀里糊涂没有方向，早上不早起晚上不早睡，别人睡觉了，我跑到水房里去翻书，好无目的地看了几本书，其中就有《全球通史》。在这部书的上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人被登陆的英国人大肆屠杀，直至消灭，最后一名男子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她的名字叫做特鲁格尼尼。”这个细节深深的震撼我，当时我非常有志于当一个文学青年，我想以《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为题目写一首诗，但一直也没写出来。

只要换个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是和什么重合的？当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种鸦片。英国与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他要买中国的茶叶，因为当时英国缺粮食，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喝茶叶可以抑制食欲，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粮食了。同时英国人拿不出什么有竞争力的东西来卖给中国，来扭转贸易逆差，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使坏，开始贩毒，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鸦片，然后再贩卖到中国来。这就不是贸易问题了，贩毒这是另外一个性质的活动，是犯罪。等到道光皇帝恼了，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结果怎么样？英国发动鸦了片战争，以国家行为为毒贩子保驾护航，这是非常非常卑劣的行为。英国又通过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五口通商，把他们的洋布大量的倾销到中国来。英国的殖民活动并不限于亚洲，他一方面明抢，把世界上的资源抢到他自己的国家去，同时通过殖民向外转移人口，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这才是英国能在短短时间内国内状况迅速好转的原因。好在资中筠在文章的后面，提了一点这方面的原因：“这些大国都有殖民扩张的历史，以种种巧取豪夺占有他国财富充实自己的国库。它们在国际上奉行强权政治，它们善待本国人，却虐待他国人，其依据是‘种族优劣论’。所以一方面在国内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大旗，一方面可以心安理得地剥夺他国人的权利。”

后面的话是作为补充说的，资中筠的文章鼓吹的还是所谓大国崛起的经验。这还算好的，要命的是很多人把这点补充都忘光了，他们在孤立的看英国是怎么走向民主的，却不知道中国、印度等广大的地区是当了英国的垃圾箱的，他把垃圾扔过来，把我们的好东西抢回去，他当然有钱改善人民福利。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中国当了西方列强走向理性、自由、民主的代价，必须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到中国人自虎门销烟以来的反抗史。他们洋鬼子走向了自由民主了，代价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以割裂开来看，割裂开来看就出现袁伟时这样的“二鬼子”。有些中国人老在说我们为什么没他们那么好，我们中国人怎么就没有洋鬼子那么理智、宽容，问题是人家允许你好吗？你要走向民主了，你要是富强了，他欺负谁去？他拿谁当垃圾箱去？大家千万不要让袁伟时这样的混帐把脑子给搞坏了。

不知道大家看过《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没有，我觉得有些地方编剧还是编得很不错的。它把李鸿章塑造得很正面，在李鸿章收拾八国联军进攻的残局的时候，有一场他去和列强的代表谈判的戏，李鸿章你们不要瓜分我们中国，也不要欺负我们太甚，如果你们要敢瓜分我们中国，连老夫都是义和团，你想想你统治中国能消停吗？当然，占主流地位的解释是，美国当时在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摊，所以从中搞制衡，所以瓜分中国才没有搞成。但编剧安在李鸿章身上的这句话至少表明了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气节的，民气未死，在这方面中国人比印度人好一点。2005年我去伦敦访问，去过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叫大赦国际，我去呆了两天，算是实习。他们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人权问题，我就跟他们很多人辩论。大赦国际里面有不少印度人，有个印度阿三跟我聊人权，我就问他，你们当年当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英国人给过你们人权吗？他说没有，那时候英国人也没有。上午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北大的姚洋教授写的，谈他在印度考察的感想，印度有大规模的贫民窟，政府也不管，或者说也治理不了，老百姓也不反抗，他们的忍耐力超强。姚洋教授问当地的人是怎么回事，印度人告诉他，普通印度老百姓的心态是，政府是来救济我们的，是施恩，如果我们恩人不再对我们施以恩惠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中国人不要跟他们学。

延伸一点，我们应该思考一下怎么看待网络上和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媒体最习惯干的就是批判，动不动就“受害者心理”、“爱国病”之类的。但我们对照一下容闳的话，就可以看明白，“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我们年轻一代，尤其是受过高素质教育的一代，将来是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应该像容闳说的，“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而不是盲目的去批判。在网上骂两句话是不需要冒抛头颅撒热血的风险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连这个事情都没有人去做，那么中华民族就彻底要完蛋了，这个国家就离亡国不远了。我的一个朋友说，他老婆整天就上一些育儿论坛给人讨论怎么养孩子，结果前一段反对日本入常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发动网络签名，连育儿论坛上都行动起来了，有不少在呼吁，姐妹们，我们要联合团结起来反对日本鬼子云云，结果那次签了5000多万。也许乍一看，会觉得这些人很滑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绝不是滑稽那么简单。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解释历史不可以倒推，以今天的境地或者今天的感受去否定昨天是不对的，应该做的是先理解昨天，然后再看今天是不是有合理性。今天的“二鬼子”历史观是从1980年代反思革命和告别反革命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关牛棚、剔阴阳头等等。毛主席对知识分子不大瞧得起的，据说是因为在我们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受过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是一种好玩的解释，我不太相信。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就要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只要认真思考，就会发现，文化大革命和虎门销烟以来中国抗争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面贯穿着，孤立地反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必须从根上挖，从虎门销烟开始我们反抗就不对，西方人是文明的，是来给我们传播文明的，我们应该敞开怀抱，尽情的拥抱文明，那样我们也文明了。

有些人开玩笑讽刺说，80年代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失语”，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不知道该说什么，闭嘴成哑巴了；一部分人“失禁”，就是胡说八道了，我觉得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倒推历史，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从1840年开始否定，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历史地看，从1840年开始、或者从1840年以前开始，中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判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不是有合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是不是有合理性，有哪些要肯定，有哪些需要检讨。袁伟时的文章提到了所谓的“狼奶论”，我印象中“狼奶论”好像是朱学勤发明的，说我们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要把这口狼奶吐出来。好奇怪的事情，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吗？近代历史是一个中国不断被一群饿狼撕咬的过程，我们从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引进来，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变成一只狼，或者至少能跟狼相抗衡，学会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本领。不久前，我跟一个同行争论历史观的问题，我问他，近代中国面临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实现现代化。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承认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团结了起来，并且通过自力更生为这个国家积累了工业化基础。毛主席很清楚，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主要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所以毛主席准确地判断出了他所面对的中国的核心问题，并且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

袁伟时的文章发表后，也有一些就史实和历史观进行探讨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支持袁伟时的文章把实话说出来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小东把这种史学称为“奴化映射史学”。一个辩护，一个批驳，点出的本质是一样的。这种史学秉承的其实就是“历史婊子论”，这个理论是在一本叫做《雪白血红》的书里面出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原创，说的是历史是个婊子，谁都可以捏一把。这个观点一般被用来批评当政者，但袁伟时之流也学会了，也来随意地歪曲历史。这种歪曲的历史解释流毒极广，在媒体圈里，我很难找到立场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被这种史观同化了。我感觉很孤立，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需要认识这个全球化的本质，极端点说，全球化就是一个谎言，因为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全球化。经济生产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劳动，真正的全球生产应该是所有的要素都能自由流动才对。首先，土地是没办法流动的，否则的话把乡下的土地搬到北京来就值钱了，搬到东京纽约就更值钱。其次，劳动力资源也没有全球配置，在美国打工多赚钱啊，如果想攒钱，我宁可不当记者去美国打工在酒吧里耍酒瓶子，但美国佬让我去吗？我们有大批的人可以出国打工，把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压下来，为什么不允许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呢？所以全球化是资本单向的，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在最上端的是美国，往下可能是欧洲，我们中国可能在中等偏下的位置，最底下是非洲和拉美这些地区。有人说欧洲也反全球化，但我们要看清楚他反的是什么，他反对的是自上而来的全球化，也就是来自美国的全球化，而不是反对向下推广的全球化。德国的大众、法国的雪铁龙这种公司在中国投资，他们反对过吗？好象没见过有谁多少反对。中国生产的鞋在欧洲遭遇过抵制，被烧了，据说理由是他们觉得中国鞋厂里的工人工作条件太差，他们为这个抗议，可这个理由有几个人会相信呢？抵制中国的产品无非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受到了冲击，就业有了压力而已。在欧洲，一些批评欧洲公司向外迁移的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减少了本地的就业。

但在媒体界，全球化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不容置疑不容讨论的东西，大家都要喊一喊口号表示支持和欢迎，甚至失去了批判和严肃讨论的勇气。我听一位同行说，他在文章里表达了一点反全球化的意思，结果领导就让他修改，理由就是，发这样的文章，我们不是成了反全球化的杂志了吗？我们怎么反得了呢？有一位年轻的同行曾跟我说，他给所在的报社提建议，应该如何改进，第一条就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什么的。这是很令人费解的，无论引进外资还是引进内资，目的都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现在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年轻一代的媒体人无条件地认为外国资本就是好的，中国人是干不出什么好事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观察和记录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胡适先生讲，上帝我们都可以批评，蒋委员长有什么了不起；对我们而言，毛主席我们都可以批评，全球化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事实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确实不可以。这里说的不可以批评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一旦谈到中国到海外投资的问题，比如投资非洲的能源行业，这些人又开始嚷嚷了，跟美国鬼子穿一条裤子，说我们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私下里更容易听到，因为有言论的控制，公开发表的还不大见得到。欧洲人和美国人这么说是出于嫉妒，他们被中国挤出非洲了，咱们和非洲的关系更好。可“二鬼子”们这么说表明什么呢？只能说他们不但没有中国立场，而且几乎是站在反中国的立场上的。

我认为这句话概括的是很到位的。再举一个某媒体上的一段话为例：“《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段话是有上下文的，单独看有一点断章取义的味道，但大致的倾向上没什么问题。这种论断隐含的前提是，人家这些东西是高级文明，我们是低级文明。这些价值我们有没有？确实是没有。但是我在前面谈历史观的部分铺陈了那么多，就是想问问洋人的民主、自由、理性是怎么来的。对洋人自己来讲是民主、自由、理性的发展史，对我们来讲就是侵略、剥削和奴役。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些所谓先进文明的本质是不对味的。我们要不是接受这些所谓全人类的普世的价值观？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是不要忘了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在接受这些理念的时候，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做这些事情。

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就是一个吃人的过程，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对内他吃的是产业工人，通过羊吃人把失地的农民逼到城里出卖劳动力，比我们今天进城的农民工还要惨，所以说1830年的伦敦是一个人间地狱；对外就更不用说了。而所谓的人类的概念也是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的。西方人虚伪得一塌糊涂，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喊得多么好听，可是他所谓的人是有界定的，看着这些高尚的理念激动的时候，要搞清楚你有没有被包括在“人”的范围之内。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是没把美洲的原住民算做人的，连牲口都不如。这些白人跑到美洲大陆殖民，为了制造一片空荡荡的大陆，就要把印第安人杀光，于是什么猎狗、天花、枪炮等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把印第安人几乎是斩尽杀绝，这是比纳粹屠犹更严重的种族屠杀。杀得差不多了，给了印第安人一点保留地住进去，不把这片土地的主人当人看，为什么？未被课税！美国宪法开始对黑人是按0.6折算认可，为什么呢？因为要给奴隶主分配政治权利，众议院是按人口比例来分类的。也就是说，把黑人按0.6折算，也不是为了黑人考虑，而是为了奴隶主的利益。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说法：我们不是一个人类。没错，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今天的美国看起来政通人和的，可这不过是1960年代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已经反越战运动之后的事，到现在不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看西方不能只看今天的现状，要看到演变的过程，这是多少白骨和鲜血堆出来的啊。有些人对此根本视而不见，企图混淆视听，对人过度吹捧对己极力贬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江平这个人吧，在媒体上也很热，差不多算是第一号的有名的法学家了。他不久前有一篇文章鼓吹宪政，主张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这本来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瞪着眼睛胡说，说什么“美国因为有了一部宪法，20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云云。我看到这段话把肺都要气炸了，想到了当年好象胡汉民骂吴稚晖的八个字：苍然老贼、皓首匹夫。简直不可理喻，1789年美国宪法生效，过了不到70年，也就是1860年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在这场战争里面包括士兵和平民有100万美国人死掉了，可是江平竟然敢自欺欺人地说，美国因为有一部宪法，200多年来没发生过什么动荡。同学们千万不要被这种禽兽教授蒙骗了，看东西要批判的看，当然也要批判的听我讲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是有必要树立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的。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发明了一个软实力的概念，我们中国有一定的软实力，因为中华文明里面有非常包容的一面，这是其他禽兽文明所不具备的。我们中国讲什么？讲有教无类，从孔子就开始讲，不能因为是异族就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中国是没有什么民族主义传统的，就算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话，也是作为批判用的。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侵略扩张，也没搞殖民。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藩国，就是一些小国家，挂在大清王朝的下面，或者大明王朝下面，作为中央帝国的属国存在，他没有自己的主权，在外交和军事上要听命于中国。但是这种藩属关系和西方人搞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殖民者来了拿被殖民者是不当人的，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可是中央帝国对藩国负有义务，发生灾荒和动力都要出面援助。满清入关之后明朝亡国，当时的越南人起来要反清复明，我们能想象一个殖民地在他的宗主国出了问题后，要为保护他的宗主国卖命吗？他除非是被迫的。

另外我们还要认识一点是，我们中国经济的积累，无论是新中国的成就还是大清王朝的基础，是近现代历史上唯一没有通过对外扩张和对外掠夺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叫阿瑞吉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相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说中国人靠的是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当今世界各地有偶尔发生一些排华事件，大都也是因为中国人太勤劳了才导致的。我采访过一个在北京的南非人，我问起来说你们当地排华是怎么回事，他说当地人在吃苦耐劳这个上面是绝对竞争不过中国人，被抢了饭碗才排华。外国人被中国人抢了饭碗，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人勤劳。有几个数据说明，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3，比现在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高，那时候的采访就是靠中国人的勤劳革命积累起来。另外就是新中国1949年建国以后，西方封锁，中国完全靠自力更生，靠勒紧裤腰带闹革命，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到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中国在主要工业指标上已经达到全世界第6。经过那么多年的内战和军阀割据，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一片土地上，从没有任何的工业基础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搞到世界第6，也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在那个过程中，中国还要支持亚非拉美人民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斗争，对外还做很多的贡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媒体的病症之四是愣头青，是我所谓的加了引号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一定要和政府对着干才能把杂志办好，能把这个媒体办好。我们的领导去开会，跟其他媒体的老总说，我们这段时间把握的很好，大半年没写过检讨了。有人就问了，这么久没写检讨，你们这个杂志是不是快死了，意思就是不写检讨媒体就肯定做不好。政府当然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政府是不是唯一批判的对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媒体人集体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是分析能力的贫乏，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沦为为反对而反对，既然总要找一个东西反对，那么找政府来反对是最直接最保险的。这里不展开说了，后面还会谈到。

媒体界的第五个病症是人格分裂。我跟好多的同行交流时发现，他们内心有一种对资本、资本家的感恩戴德，反应在报刊杂志上的论调也大致如此。我要是有一点批评资本的话，他们就说你叫唤什么，没有资本家你上哪儿找工作去？这是不对的，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和劳动力都是经济生产的一个要素。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人在市场找工作，靠挣工资活着，我们都是受雇于资本的劳动力大军的一员，我们应该抽象地、把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和资本在经济生产中是两个同等重要的要素，在价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劳动力有什么道理要对资本感恩戴德呢？如果把劳动者个人孤立看待，而把资本抽象地来看待，那就必然出现二者地位不对等的结果。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是很容易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诉求，也比较清晰，我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去跟整个资本势力对抗，我当然对抗不了了，所有的企业都抵制我一个人，我当然就失业了。可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和资本全都抽象起来当做整体来看，有一个强大的工会把所有的打工者能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利益集中地表达出来，劳动就能跟资本取得一个对等的谈判地位。

到底是劳动怕资本，还是资本怕劳动？让我们假设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每一个打工者都备够5天的面包，然后全中国的劳动者集体罢工5天，这5天里靠啃面包可以活过来，这是很容易实现的。对资本家来说结果会是什么？所有的工厂可以承受停工5天吗？你说资本家害怕还是劳动者害怕？欧洲动不动就有大规模的罢工，因为他们的劳动者能够统一行动，有一个协同的意志，他们一罢工，资本家立马会跟他们坐到谈判桌上来，工人有什么要求，是要提高工资，还是要保证生产条件的安全等等问题都可以谈了。现在我们的打工仔是，到工厂去找工作，管吃管住一个月200块，你干不干，不干后面有好多的人在等着。我们现在的劳动者一个一个地原子化化，被一个一个击破了，所以资本可以无限的压低劳动者的工资。

最近看姚洋教授的文章，他到南方的工厂做调查，在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好多人没读过什么书，不会填问卷，有一个小姑娘填得特别快，还帮别人填，调查结束后她不走，跟姚老师说她的境遇。她想唱歌，但是她爸爸比较传统，非要让她参加高考，她就跟家里反抗，不念书了跑出来到工厂里面打工，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不但没赚钱，还欠了老板的钱，因为她打碎了一件半成品。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剩余索取权，因为你的收益大，所以你承担的风险也要大，劳动者拿固定工资，他的收益少，也就不应该承担风险。怎么可以让劳动者承担所有的风险，又把工资压得那么低，而资本家拿了那么多的钱，你自己还不承担任何的风险，这成什么事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无法团结起来，工会没有了，在面对资本势力的时候就完全丧失对等的谈判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让政府回归把的本位，重新能把工人组织起来。比如这个小姑娘所在的工厂，每一个工人都和那个小姑娘一样受气，如果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集体罢工一天两天，老板就傻了，所有的打工仔都能一致行动的话，闹一次罢工看看，资本家肯定要乖乖地把多拿的利润吐出来一部分，该给多少工资给多少工资，并且把劳动条件改善了。

传媒界人格分裂的另一个表现为良心与理智的矛盾。我们不能说媒体人都没有良心，遇到有血汗工厂之类的事情出现，他们也吹胡子瞪眼大肆批判；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在无条件的鼓吹全球化，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大趋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全球化紧密相关，如果你在道义上谴责血汗工厂，那么你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对全球化持一个批判的态度。韩德强先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美国是客厅，中国是厨房。厨房里被屠宰的鱼肯定是恨做饭的人，但如果没有客厅里等着吃饭的那位，它是不会被宰掉的。可是传媒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中间的联系，我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发言者的说法，我觉得感慨得非常好，他说《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整体上是分裂的，前面的新闻说的都是人民多苦多难，后面开出来的药方却都是加重老百姓苦难的。这不是《南方周末》一家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最大的对立冲突，已经从政府和非政府的对立转变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政府身上，板子不要全打在政府屁股，有一些坏事是黑心老板干的，就要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去。我们要做的敦促政府回归本位，回归你共产党的本质，站在工农的立场上，把工农团结起来，组成工会，然后跟黑心老板取得一个对等的判断地位，我们该拿多少钱，你必须给我多少钱。刘福垣先生还算了个帐，什么叫工资？工资至少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里面包括吃、穿、住、行，住的部分可以不包括买房子的钱，但是应该包括房租，工资的20％左右应该可以支付工作地点附近的房租。但对现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即便把天通苑的房子免费给他住，不收房租，只让他交水电费、物业费，他的工资都不够。可以想象，劳动力的价格已经被无限的压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劳动者在市场上处于多么极端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并没有被中国的传媒界认识到，更不用说充分反应了，一谈到存在的问题，几乎一致的口径是政府权力太大了，要继续市场化，要深化改革，哪怕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来解决。

如果你去问做媒体的人，最大的障碍来自哪里，得到的回答几乎百分百是舆论管制，我们没有言论自由。这方面的问题存不存在呢，当然存在，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决不是问题的全部。具体看一个例子，听我们领导说，我所在杂志每年大概要接到500份左右来自各级宣传部门的禁令，数目好像是很多，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些禁令有多少是有效的？禁令里面有一部分是说，街头出了一个车祸，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先不要报道。这些事我本来就不会报道，下禁令和不下是一样的，你不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个事情。还有很大一部分禁令涉及的事情不在我们的选题范围内。算来算去，每年最多也就有100条和杂志的选题发生关系吧，也就是说，本来考虑做报道的，但不得不取消了。同样多的禁令对地方性的日报影响更大些，但是一份日报每年要发表多少条稿子呢，我没计算过这个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要比500大得多得多。我们这个社会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真正值得关注值得思考而又没被宣传部门的官僚们注意到的事件多的是，难道说每年只有那被禁令涉及到的500个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吗？不可能的。你如今谈论媒体的生存环境，过多强调舆论的管制没有意义，因为这已经称为媒体生存环境的一个部分，已经从问题蜕化为背景了，做新闻工作必须在笼子里跳舞成了我们日常要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我问同学们，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男同学可能假惺惺地说是事业，女同学呢可能酸溜溜地说是爱情，可是都不对啊，对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空气。人不吃饭可以挺一个星期，不喝水可以熬三天，但窒息一分钟，人就要休克了，再长一点就死掉了。是这样吧，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空气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呢？只是因为它太重要了，重要到不需要再强调了，否则就会让人觉得好笑。所以我说舆论管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表演的这个舞台的一个背景，一时无法改变，只能去适应它就好了，还有那么多宣传部没有想到的，你做了他也不管。但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我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房间里有很多苍蝇，最大个的那个打不着，难道就不能先打小的吗？打死一个是一个，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不要把责任都推倒管制上去，这等于媒体人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办报者，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政府身上，却不检讨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如果舆论管制是造成中国媒体所有问题的全部根源，那么要求一个前提必须成立，就是完全的言论自由一定能带来负责任的言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是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开列的不良记者名单上的人物，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设在美国，不受中国宣传部门的审查，想封它也封不了，他言论自由几乎是百分之百，但是他负责任吗？事情是这样的，大概三年前我在参与办一份叫《时代人物周报》的报纸，做过一期写环保人士的专题，那时方舟子正在和环保人士打架，批评环保人士不懂科学。方舟子是个所谓的科学主义者，用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的说法，他其实应该叫科学麦卡锡主义者，拿科学的大棒子乱打人。我和他从未没见过也没有谋面也没有谈过话，我在那一个专题中写了一个小评论，批评他视角的狭隘。我的观点是，环保人士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政治主张，他们不是搞科学研究的，其主张也未必就要符合科学，政治观点相对于科学有其独立性。比如，日本捕鲸船跑到公海上捕捞鲸鱼，绿色和平反对捕鲸，可是他们反对并不是因为什么科学理论告诉他们应该这么做，他们就是认为不可以这么做，而且不光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付诸行动。我看过一张照片，日本的捕鲸船把带钩的标枪射到鲸鱼的身上，要把鲸鱼拉上去，而绿色和平的人士会跳到水里，爬到鲸鱼身上去用刀把绳索割断，捕鲸船拿高压水龙头对付他们，这简直就是玩命。有时候他们把自己的船横在捕鲸船前，你要是想捕鲸，就从我们的身上踏过去。这些人士完全是为了一种信仰、一种理念在斗争，跟科学不科学完全没有关系的，他是一种政治立场，他就没有什么对和错的问题。我就写了这样一篇小评论，说方舟子就没有看到这一点，盲目的拿科学说事，这是不对的，是缺乏政治学的视角。结果文章发表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我一看就觉得这个人很下作，我在讲政治学视角的时候特地引用韦伯的定义，把我说的政治问题界定得很清楚，可是他说李北方的政治学视角是不是太富裕了，然后就把国内的环保组织和接受国外基金会的援助联系起来，从这个方面说环保组织搞政治。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就没做任何的回应。我跟方舟子的的交集仅限于此。但后来方舟子更新不良记者名单，赫然就把我列上去了，括号里面给我加的罪名是“造谣”。这就奇怪了，我什么时候造谣了呢？如果方舟子先生不认同我的批评，你可以看不起我，我最大的罪名也就是“水平差”而已，这么说我都没意见，可造谣的意思是指编造谎言，这个罪名从何说起呢？方舟子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人吧，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自由带来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胡说八道。他的服务器在美国，想打官司都困难，耽误不起那工夫，所以我就在网上写了个帖子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骂了他祖宗十八代，气消了也就拉倒了。

传统媒体还要接受一定程度的管制，但互联网的发展已经使人们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接近于百分之百了，每个人都变成了媒体，可以在匿名发帖写博客，有很多记者就把所了解的情况中在报上发表不了的写到博客上去。确实有人的博客因为涉及到某些敏感问题而被关闭，可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他立刻可以在别的地方开一个新的，搬家过去，再封就再搬而已。现在的管制方式已经有原来的积极变为消极，不会斩草除根，加上技术的发展，使得游击战成为可能的。可是自由空间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绝大部分是堕落的言论，到网上去看看，大部分是扯淡，小部分是骂街，剩下一点认真讨论的，水平还不见得有多高。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高质量的媒体界出现的充分条件，媒体要提高，关键还在于自身。

在上述这个大背景下，我认为对媒体生存的最大危害恰恰来自媒体人自身，来自思维能力的崩溃，但很多媒体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第二我认为是来自市场的力量。金钱是这个时代的语法，哥伦布早就说过：“黄金成为财富，谁拥有它，谁就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让有罪的灵魂进入天堂。”现在更是如此了，金钱几乎成了判断一切的价值标准，正在取代责任感和道德准则，媒体人和知识分子群体坐下来谈论的都是房子、汽车、股票之类的，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社会，认真地讨论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宣传是把一个房地产项目称为某某高尚住宅区，某某高尚公寓，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批评这种现象，高尚是什么意思？高尚是形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词，一个楼房造价有多高、配置有多好，也不过可以用高档来形容，跟高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有钱人住进一个好的房子，就变高尚了？我调侃说，开发商想得真周到，只要有钱，不但让你活着可以住洋房，死了还能上天堂，这真是全方位的服务。

媒体受到来自两个市场的压力，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主。总体上来讲，读者是浅薄的，我们办杂志的人按理说水平要比读者高一点，否则没法把杂志做好。完全以读者的喜好来办报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报纸杂志拖入低俗，媒体的职责不仅是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还要塑造和引领读者。《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就说过，现在要是一下子放开对办报的管制，满街都会是黄色小报，我是认可这个判断的。如今的媒体过分关心的是什么东西读者会喜欢看，在这个方向上展开的较量导致了整体水平不高，李普曼说过，真正的政治家，不是要给予人民所希冀的，而是要给予人民他们将学会希冀的。一个好的媒体对它的读者也负有这样的责任。

我个人的理想是办一本不登任何广告的杂志，谁卖这本杂志来读谁养活它，形成一个固定的读者群。读者才是杂志和报纸真正的衣食父母。但现状是媒体要看广告主的脸色活着，很多媒体为了拿广告可以满足来自广告商的任何无理要求。这里举一个好的广告主的例子，就是壳牌，壳牌跟很多媒体都有合作，它做广告还是非常巧妙的，它不要求媒体做任何实质性的配合，只要求合作媒体开一个新栏目，叫“关注可持续发展”，也不干涉选题，只要能跟可持续发展扯上关系就行，然后配合这个栏目投放广告。在很多媒体看来这是很彬彬有礼的做法了，并不直接伤害到媒体的独立性，也不粗暴地要求配合它的宣传。可是我们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壳牌用这个手段消除了它被批评的可能，即便壳牌在中国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情，对环境产生了破坏，媒体也就都睁一眼闭一眼了。这不是个假设，我听朋友说，已经有确切的消息，壳牌在广东的项目对海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它的公关做得好，各方面都摆平得差不多了，所以批评的声音出不来。比这差的广告主就更多了，比如惠普的打印机的宣传策略就是尽量少做硬广告，它要求媒体去找些商务精英来做人物专访，在其中要谈到使用他们产品的心得，他们给被访对象一台打印机作为酬谢。这跟软文差不多了一个意思，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但媒体也要生存，你不做还有人做，结果各个媒体都争着这么干。

为了拿广告收入，媒体还不止迎合广告主的要求，还要主动献媚跟企业搞好关系，也是“犯贱”的一种。有一家财经类报纸搞了一个“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举办了好几届了。听听这个词，最受尊敬的企业，企业是用来尊敬的吗？当然，“企业”只是个障眼法，媒体谄媚的是企业家是老板，这个奖颁给联想也好海尔也好，会是普通工人或工会主席去领这个奖吗？还不是柳传志、张瑞敏享受这份光荣。在市场上，我们作为消费者卖东西的时候，就已经给企业贡献利润了，是消费者养活了企业，反过来我们还要尊敬这家企业，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如果我花钱买了海尔的产品，我和海尔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和张瑞敏是什么关系？按理来讲我是他干爹，顾客是衣食父母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理，今天怎么都反过来了呢。这里面一是有前面说的媒体人对资本势力的感恩戴德，二是出于直接的利益冲动，当一家媒体用这种谄媚的方式和企业搞好关系的时候，其他的媒体都要跟进，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拼。

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观察和评论这个全球化时代，要站稳中国立场，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表示支持的时候就支持。不久前恰逢中国加入WTO五年过渡度期满，很多媒体对此都策划和写作了专题文章，可是看下来几乎都是在说我们中国多么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义务，多么全面地兑现我们的诺言，这就很不正常了，中国加入WTO干什么？中国全面参与世界市场，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空间，获取更多的利益，在与全世界进行贸易的时候，也就促进了全球的福利，中国加入WTO不是为了学雷锋吧？这是中国媒体沦为买办代言人的一个明证。有时候觉得我的很多同行的立场真是无法理解，有些被骂得很多的经济学家为国际资本或私人资本当代言人，其间可能有利益交换，大部分记者编辑根本连好处都得不着，跟着起什么哄呢？只能借用鲁迅的话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了。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在食物链的位置，中国不能满足于永远做世界的加工厂，给外国人打工，让洋人把利润都给赚走，而给我们留下一批血汗工厂和一批断了腿、断胳膊的年轻的残疾人。中国加入WTO参与全球化是为了这个吗？当然不是。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有一篇文章谈重庆的“棒棒军”，他就跟那些挑担的人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他说我要培养下一代，让他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我这样。人家没说当 “棒棒”挣钱娶媳妇，生了孩子继续当“棒棒”啊。卢周来通过这个事情来讽刺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还不如这些重庆的“棒棒军”，他们虽然没有文化，至少还知道要让下一代过得更好一点，还有一个理想，可是我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呢，还在一个劲地鼓吹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说白了就是要维持现状，一直停留在世界分工的下游。媒体的阵地大部分被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占领了。

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发展路径的争论和斗争，一个是独立自主，致力于产业升级；一个是走买办路线，“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前一种无疑是正确的，这是个浅显的道理。有了这个大的方向判断，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就不会出现偏差，今年中央政府决定上大飞机项目，搞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作为记者，要写这个题材的话，该采取什么立场呢？反对自主搞大飞机的声音很多，波音那么成熟了，空客那么成熟了，我们直接买不就完了吗？中国造得出来大飞机，卖得出去吗？投入那么多，周期那么长，能赚钱吗？你买不就完了。缺乏大方向把握的话很容易就被搞糊涂了，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搞这种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具体的问题再谈。在这种大型占领产业问题上，我赞同经济学家王小强的观点，不能拿开饭馆那套逻辑来套战略产业，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其他具体问题再讨论，这个前提是不能动摇的。我本人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按这个主题先行的模式做的，在导语里我是这么写的：“即便可以抛开是否应该崛起、如何崛起的争论，中国也无法抛开作为一个大国的自然属性。在世界舞台上，大国必须担负起她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全球均势，维护世界和平。若要担负起这个使命，大国必须作为世界的一极出现——即便在这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而不是成为全球经济的一环。”

出于食物链高端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维护这个食物链体系的工具，无非就是技术和贸易的壁垒，还有知识产权。打破技术壁垒的唯一方法就是自主研发，甩开他们自己干，毛主席不就说过吗，封锁吧，再封锁个十年八年的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另外就是知识产权，美国鬼子来一次谈一次知识产权的问题，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关于知识产权的理论有好多，也有不少人反对过分保护知识产权，后发国家要是接受这个道理，那就要永远被锁定在一个落后的位置，永世不得翻身。有人说，过去洋鬼子来中国，带着洋枪大炮，现在来中国改挥舞知识产权了。

这里不探讨知识产权理论，用一个直白的方式来做一点讨论。讲一个小故事。查尔斯·狄更斯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的二号大文豪，排在莎士比亚的后面。他跟盗版问题有点历史瓜葛，这个家伙一辈子去过两趟美国，第一次是在在1842年，当时才30岁左右，还没有写出《双城记》呢，但在美国已经很有名的。我记得在伦敦的狄更斯博物馆里看过一幅画，表现当时他怎么受欢迎的场面，人山人海啊。他在美国期间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哪儿也去不成，一上街屁股后面就跟一大群人，跟今天的超女似的，屁股后面跟的就是粉丝。话里面透着洋洋自得。可是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又写了一段话，也是给他一个朋友的，说“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共和国，这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意思这个共和国太堕落了。知识分子是很无良的，他有一支笔啊，有点不爽的事被他抓住了轻易没完。狄更斯后来写了部小说，叫《马丁·翟述伟》，虚构马丁这个人，让他去了趟美国，然后对美国尽情挖苦。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称19世纪是美国在知识积累方面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去美国的时代，他把这个时期的美国称为“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人人都读书，读书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可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不仅经济上不够强大，文化上也不强，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有知识上的需求，想读书又付不起版权税，可又不能不读书，怎么办呢？只好靠盗版，当然主要是盗版英国人的作品。英国就不乐意，说你们要立法保护知识产权，读我们书得给我们交钱。美国人就拖，用李敖的话说 “拖死狗”，一拖拖了50年，大概一直到1900年左右，才正式立法保护知识产权。盗版、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行为为美国人素质的提高赢得了充分的时间，但是等他一旦自己强大了，马上拿知识产权这套要求后发国家，无论用点什么东西都要交钱，连救命的药也不例外。可是我们没钱怎么办呢？没有钱还不念书了吗？没有钱还不看病了？没钱还不用电脑了？当然不行，美国人对待狄更斯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歧视，偷书能算偷吗？这是孔乙己的名言。

这来面还有一个小偷与强盗的问题。美国的佐力克跟吴仪谈判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盗版，是小偷，我不跟小偷谈。吴仪也很厉害，说我不跟强盗谈判。没错，盗版行为是可以称之为小偷，可是中国人的盗版都是个人行为，我们政府从来就没有支持过盗版，而且在积极打击盗版。但是英国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美国鬼子跑来利益均沾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国家强盗行为，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笼统骂英国人，骂美国人，当然这么说不排除有个别的好人。这笔帐从来都没算过。我们中国又没有由国家出面组织全民盗版，性质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一次次给洋鬼子赔款，早就把版权费预付了。这些话现在很难登大雅之堂了，政治不正确，但我们心里要有这个数。

谈论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说新自由主义，这是主导这30年改革，尤其是那13年的意识形态。从80年代开始，弗里德曼、张五常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祖师爷们就跟中国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弗里德曼跟赵紫阳有交往，这后来还是赵紫阳的一个罪状；他们跟江泽民这批领导人也有交往。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是被官方接受了的，成了指导中国改革的纲领。这套理念也在媒体上获得了几乎是唯一合法的地位，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媒体人的脑袋基本也是被这一套给洗过了。我的理论功底不行，就直接引用几位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概括。首先是Parry Anderson的一段话：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主张是纯粹的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它是一种政治纲领。它主张的是纯粹的市场法则，纯粹的市场法则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所以一步一步推演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理念所维护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完全是站在资本的角度来谈问题，而不是站在劳动人民一方。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家、批判政府干预，这是表面现象，他们的真正敌人是工会，是维护劳工权益的组织。所以新自由主义反政府、反集权是假的，反国家干预是假的，反人民是才真的，他们很容易跟集权政府搞一块去。弗里德曼死后，好多的文章提到他们芝加哥大学培养出的人跑到智利去和皮诺切特沆瀣一气，跟一个独裁政府合作。在韩国，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也朴正熙的政府打得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