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客中国”转发了吴敬琏先生为《中国改革》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关于“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等阶层及如何处理收入差别扩大问题”的内容，劈头一句就是“少数人挑拨阶层关系煽动‘仇智仇富’”。文中有两段话，更是格外刺眼：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一再重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和发挥专业人员积极性的政策，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已经确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正确方针，但在几次“左”倾思想回潮中，传统路线的支持者仍然利用一些人的民粹主义 情绪蒙蔽“弱势群体”，挑拨他们与中等阶层之间的关系，煽动‘反精英’和 ‘仇智’。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部分社会关系(例如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严重损害了专业人员发挥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和企业家群体艰苦创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威胁。对于这种社会动向，必须郑重对待。”

 

“…在最近几年的争论中，少数人极力散布他们对贫富差别过大的原因所做的歪曲解释，把大众对于腐败的义愤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说，目前贫富差别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腐败和垄断，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他们以此蒙蔽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转移视线，把大众‘仇腐’的正当感情引向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的歧路。在政策取向上，也不是针对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的非法收入，而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合理报酬和企业家的合法利润；鼓吹对高层经理、教授、医生、高工等的工薪收入进行限制或课以重税。”

 

读了这段话，不禁心惊肉跳。第一，我批评茅于轼的稿件被《南方都市报》封杀，编辑给出的理由就是“我们认为你的批评文章文革文风太重，扣帽子和打棍子的做法有点严重”，虽然我文中能说成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地方就是对茅于轼自称他没有拿富人好处的话表示怀疑。这激怒了和茅于轼有私交的编辑。于是，任志强大量给茅于轼的基金会捐款，茅于轼则把任志强捧为富人的典范、说他“最关心群众”。这样的关系在编辑看来，公众就没有任何权利提出疑问了。而且编辑明确告诉我，我这样的稿件，不仅他们不登，任何媒体都不应该登，否则就是媒体的失职。第二，所谓“极少数人煽动挑拨”之类的话也如出一辙，是象吴敬琏这代人是最熟悉的。他们当年就是这样遭受迫害。只不过比起那些送了命的人来，他算是幸运多了的。我们这代人，对这样的语言也非常熟悉，只不过受的切肤之痛没有吴敬琏这代人深而已。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吴敬琏听到这样的话不作恶梦话，就已经超出我的理解力了。他本应该有基本的社会责任，不要抡这种打过自己、杀过人的左派大棒。他怎么能够一方面口口声声地反对“左”倾思想，一方面又自己拿起左派的杀手锏来对付不同意见呢？第三，如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强烈的“仇腐”情绪，有对不正当财富的仇恨。这是任何社会都该有的东西，和“仇富”是两回事情。这一点，网民们已经讨论得相当清楚。怎么能把这种情绪偷换为对中产阶层的仇恨？中国社会有“仇中产”这么一说吗？“弱势群体”与中等阶层之间难道真那样对立、乃至成了对当今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了吗？这难道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从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过来的人恐怕都能回忆的很清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有人象吴敬琏这样借用“党政领导”的名义，或者干脆指责别人用文革手法时，这些人所充当的正是言论警察的角色。而一旦“极少数人挑拨煽动”这样的话出现时，那就已经不是言论警察的问题。真正的警察恐怕就要出来抓人了。这种词汇，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纯属于野蛮言论，就象希特勒的一些法西斯词汇根本无法在当今的德国或者欧洲正面使用一样，早应该从我们的政治话语中剔除。使用这种言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以这样的口实封杀不同意见的媒体，怎么还能被称为“自由派”？

 

当张维迎说“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时，他虽然否认了公共辩论的意义，但至少还承认公共意见的存在。吴敬琏则连这一点也作不到，觉得公众全是白痴，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容易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所误导、煽动。那么，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公众呢？中国正当致富的富人，可以列出一大堆。比如姚明、吴冠中、超女们、俞敏洪。易中天、于丹，等等，等等。有几个中国人恨这些人的财富？又有谁煽动中国人分这些人的家产？

 

中国的自由主义要前行，就必须清理门户，把一些假自由主义者踢出自己的阵营。象吴敬琏这样的人，在政治上已经开始抡起极左派的大棒。这条血淋淋的大棒究竟杀了多少人，相信吴敬琏心里比我更有数。当权力和财富与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前者一方，要用非市场的方式压制后者。所谓拆迁时不应该按市场价格给拆迁户补偿就是生动的一例。在他看来，便宜只能让和政府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开发商赚，怎么能给普通老百姓？把这样的人称为“市场派”或者“自由派”，实在是对市场和自由的侮辱。